其生有涯愿無盡 心期填海力移山
——梁漱溟先生小傳
梁漱溟，原名煥鼎，廣西桂林人，中國現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著名愛國民主人士。
1893年10月18日，梁漱溟出生于北京的一個官宦之家，其父即是“必將死義，以救末俗”而自沉凈業湖的梁濟（巨川）先生。這一年是甲午戰爭的前一年，此時的滿清王朝腐敗不堪，洋務運動已經興起。梁濟以為“欲使中國自強則當廢止科舉，興辦新教育”，因此，梁漱溟自幼受到的就是半西化的教育。五歲，梁漱溟以《地球韻言》開蒙讀書，六歲便進入北京第一個洋學堂——中西小學堂，兼修中英文，由于時局的動蕩，梁漱溟前后經過兩度家塾四個小學，才算勉強讀完小學。1906年夏，梁漱溟考入北京順天中學堂，在那里進行了五年半的學習，這是梁漱溟求學生涯中最系統、最完整的一段教育經歷了。在這些斷斷續續的教育之外，是梁漱溟自少年時期就開始的獨立自學，他最終以自學成材，并一生都在思考和探索人生和社會兩大問題。
一
1911年中學畢業前夕，梁漱溟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京津支部，從事推翻滿清政府的秘密活動，成為一名少年革命黨人。順天中學畢業后，在京津同盟會機關報《民國報》任編輯兼記者。一年多的實踐，梁漱溟耳聞目睹了現實政治的黑暗，導致他對少年時代政治信仰的徹底絕望。于是他從一名議會政治的信奉者轉為社會主義的追求者，進而歸于佛學信仰。1913年起，梁漱溟摒棄一切俗務，杜門研佛，歷時三年，這三年成為梁漱溟一生學術肇基之時。1916年，梁漱溟窮其數年思考，寫成《窮元決疑論》一文發表于《東方雜志》。《窮元決疑論》評論古今中外諸子百家，而獨推崇印度佛家思想。這篇文章給梁漱溟帶來了人生道路的重要轉折，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在讀過這篇文章后，決定聘請他擔任北大印度哲學講席。1917年10月，梁漱溟應聘北大，開始了他在北大的7年教學生涯。由于梁漱溟僅為中學畢業而被聘為北大老師，此舉成為北大歷史乃至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則佳話。梁漱溟在北大所授之課頗受學生歡迎，聽課者多達二百多人，這其中既有后來名動一時的學者如馮友蘭、朱自清等學生，也有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學者教授。
梁漱溟在北大哲學系先后開設了印度哲學、儒家哲學等課程，并相繼發表《唯識約言》、《唯識述議》、《印度哲學概論》等有關佛教佛學的論文和著作。此時正值“五四”運動前后，西方近代思潮如潮水般涌進中國，形成一股強大的反傳統的勢力，環境氛圍對梁漱溟等講授東方古學術的人來說無形中形成巨大壓力。在這種情勢下，梁漱溟在哲學系之外開辦了一個孔子哲學研究會，開始了東西文化的比較研究，后來根據其多次講演記錄整理成《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1921年出版）。書中將西方、中國、印度三種文化加以比較，各給予人類文化發展史上以適當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來將是中國文化之復興。此書在學術界乃至整個社會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奠定了其在學術文化界的地位，梁漱溟也由此被稱為現代新儒學的先驅。
在此書中，梁漱溟以復興儒學慨然自命，放棄了之前出家為僧的志愿，而矢志為儒家心性之學作新的說明，并立志將儒家的社會理想付諸中國的社會改造。梁漱溟此后的學術研究也主要致力于這些方面，他的代表性的著作先后有《鄉村建設理論》、《中國文化要義》和《人心與人生》等�！多l村建設理論》和《中國文化要義》兩書直接反映了梁漱溟于鄉村建設實踐前后的理論思考以及對中國社會史、文化史的認識，《人心與人生》則是梁漱溟一生哲學研究的最后結晶，是幾十年重構儒學的系統表述。
隨著在北大任教時間的推移，梁漱溟日益不滿于學校只是講授一點知識技能的局限，1924年他辭去北大教職，踏上一條可以實踐自己的文化理想，然而前途并不明朗的實驗道路。
二
辭離北大后，梁漱溟受朋友王朝�。櫼唬┲�，赴山東曹州主持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進行教育實驗改革，不料半年后旋即失敗。梁漱溟于是返回北京，客居清華園三年不出。此次隱居是其生命中最苦悶的時期，個人生活的困難不幸，尤其是國家前途的渺茫，深深地困惑著他。經過苦苦的思求，梁漱溟終于從思想上探尋出一條中國究竟應該向何處發展的道路，即所謂“鄉治”。梁漱溟以為“憲政的基礎是地方自治，地方自治始于鄉村”，在中國只有以鄉村的進步帶動整個社會的進步。在解開了思想上的困惑后，梁漱溟開始考慮將他的思想付諸實踐。1927年，梁漱溟南下到北伐后不久的廣州，意欲開辦鄉治講習所，實現自己的“鄉治”主張。然而由于條件的不成熟以及其他方面的糾葛，講習所的構想未能成為事實。恰在此時，全國各地的鄉村改進運動紛紛興起，引起了梁漱溟的關切與興致。1929年，梁漱溟考察了陶行知的南京曉莊學校、黃炎培先生江蘇昆山鄉村改進會、晏陽初先生河北定縣平教會實驗區及山西村政。這次考察為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礎，也進一步堅定了梁漱溟“通過鄉村建設的工作重建鄉土中國新秩序，進而使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一條健康的軌道”的政治主張。
1929年12月，彭禹廷、梁仲華、王怡柯在河南輝縣創辦村治學院，邀請梁漱溟擔任學院教務長，掌理教務事宜。梁漱溟從此開始投身社會改造活動。河南村治學院在梁漱溟等人的主持下，匯集當時全國“村治派”的名流，發展極為順利，不料不久蔣介石、閻錫山、馮玉祥三派軍閥爆發中原大戰，村治學院開辦未滿一年不得已停辦。1931年初，在時任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的支持下，梁漱溟、梁仲華、王怡柯等人會聚濟南，商討如何在山東繼續他們在河南未能完成的事業。3月，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開辦。根據當時的調查，鄒平縣不大，人口不多，土地分配較為平均，沒有大地主的干擾，位于膠濟鐵路沿線，交通比較便利，是進行實驗的理想之地，于是擇址鄒平。
在梁漱溟看來，中國有兩大缺欠，一是農民散漫，缺乏團體組織，二是中國社會缺乏科學技術，將這兩方面補進來，中國即發達進步，成為很好的國家。于是在鄒平的鄉村建設實驗中，梁漱溟以政教合一的“村學、鄉學實驗”為重點，以“團體組織、科學技術”為主旨，融社會教育與社會改造為一體，化社會為學校，組織引導農民學文化，啟發農民自覺而有組織的自救。
在實踐中，梁漱溟將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要分為三個部分：鄉村建設研究部、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和鄉村建設實驗區。研究部的主要功能是為普遍地提倡鄉村建設研究，為學術界開風氣，具體研究山東本省的鄉村建設方案。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負責訓練到鄉村服務的人才，并且下設服務人員指導處，安排導師巡回指導工作，解決實際問題。鄉村建設實驗區以鄒平縣為實驗地，實驗區設縣政府，隸屬鄉村建設研究院，縣長由研究院提名，省政府任命，后來隨著實驗規模和效益的不斷擴大，再劃菏澤、濟寧為實驗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從1931年開辦到1937年關閉這段時間里，在鄒平設立了農場、成立了農村金融流通處、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成立信用、購買、機織、林業、蜜蜂、蠶業等合作社。梁漱溟除了組織農民進行生產，改善經濟狀況外，還投入很大的力量教育農民養成良好的新習慣，重建好的社會風俗，各項工作卓有成效。
在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等團體的影響下，全國鄉村建設運動蓬勃發展，鄒平一時成為影響全國的鄉村建設的圣地，梁漱溟也成了鄉村建設的主要領袖之一。正當梁漱溟躊躇滿志時，“七七事變”爆發，不久日軍進逼山東，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不得不匆匆結束。在其后的歲月里，梁漱溟依然對鄒平不能忘懷。新中國成立后，他曾兩次返回鄒平訪問故舊，1988年去世后，他的部分骨灰被安葬在鄒平，這片承載著他的理想與抱負、傾注了他七年心血實踐的熱土上。
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是立足于民族的苦難與危機，對中國社會發展道路的一種積極有益的探索嘗試，即便在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我們還是可以從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與實踐中借鑒到一些有用的東西。
三
梁漱溟這個“最后的儒者”一生堅守“以天下為己任，表里如一”，正如他在《言志》一文中所寫“我愿終生為民族社會盡力，并愿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
1917年，梁漱溟因親眼目睹內亂和戰禍，憤而疾書《吾曹不出如蒼生何》，呼吁制止內戰。日本的入侵后，梁漱溟便義不容辭地開始為國難東奔西走。
1937年，梁漱溟應邀參加最高國防會議參議會，任最高國防參議會參議員、國民參政會參議員，次年訪問延安，開始奔走國內團結。在延安期間，梁漱溟與毛主席會見八次，其中兩次徹夜長談，這對梁漱溟認清抗戰的前途和后來的行動起了很大的影響。1939年，梁漱溟歷經艱險深入抗日前沿的皖、蘇、魯、冀、豫、晉六省八地巡視，歷時八個月，目睹了國民黨軍隊“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做法和兩黨軍隊摩擦日增的狀況，深感如任其發展，輕則妨礙抗戰，重則內戰重演，于是返回四川后方，與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共同商定把國共兩大黨以外的各黨各派以及無黨無派的人士組織成為“統一建國同志會”，大家聯手共同努力，調解兩黨紛爭，推進國共兩黨團結抗日。1939年11月29日，以國民參政員為主體的“統一建國同志會”宣告成立，成員有：“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張申甫、章乃器等）、“中華職教社”（黃炎培等）、“第三黨”（章伯鈞等）、“國家社會黨”（羅隆基）、“青年黨”（曾琦、李璜、左舜生等）、“鄉建派”（梁漱溟等），張瀾以個人身份被邀請參加。然而，統一建國同志會成立后，由于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對民主人士加大排斥壓制，并未起到所期望的作用，因此梁漱溟等人感到有必要改變先前統一建國同志會的松散狀態，將“第三方面”的力量整合成一個政黨，取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參加者都是原組建“統一建國同志會”的黨派。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上清寺“特園”召開了成立大會，黃炎培被推為主席，梁漱溟等五人被推選為常委。當年10月，黃炎培因出國辭去主席職務，張瀾被推舉為主席。
由于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國統區沒有合法地位，不能公開活動，于是決定委派常委梁漱溟去香港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報《光明報》。梁漱溟到香港后，在周恩來及中共駐港辦事處的幫助下，克服既無經費又無人員的困難，1941年9日18日將《光明報》正式對外發行出版。10月10日梁漱溟在《光明報》上發表啟事，宣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已在重慶成立，并相繼刊登了由其經授權主筆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對時局主張、綱領”（簡稱“十大綱領”），同時向英、美等國在香港的通訊社發布消息，使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的成立引起了國內外的注意。宣言及其綱領主張“貫徹抗日主張，反對中途妥協”，要求“軍隊屬于國家”，“厲行法治，結束黨治”等，對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獨裁統治不啻當頭棒喝！
《光明報》創刊后，短時期內就成為一份海內外矚目的有影響的報紙，由于日寇進攻香港，12月7日，《光明報》刊出最后一張報紙后停刊，前后僅歷八十余天。隨后，梁漱溟在他人幫助下，化裝乘小船撤離香港回到桂林。此后幾年，梁漱溟一直住在桂林，并幾乎成為國民黨政權的反對派。
1946年1月，舊政協會議召開，梁漱溟作為民盟九位代表之一，參加了軍事組、國民大會組兩組，繼續為和平建國而努力。政協決議簽訂后，梁漱溟以為政協會議成功，萌生了離開現實政治，致力學術研究之意，并再次訪問延安表達己意。不料時局旋即惡化，梁漱溟不但未能脫身，反而被推任為民盟秘書長，參與國共和談，梁漱溟于是再次傾盡心力為民主和平奔走斡旋。7月，李公樸、聞一多兩位盟員相繼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梁漱溟毅然冒著極大風險去昆明調查，并發表《李聞慘案報告》，揭露李、聞被殺真相。他不畏強暴大義凜然地痛斥特務暴行：“特務們！你們有第三顆子彈嗎？我在這里等著它！”至1946年底，蔣介石終于撕開了假和平的面目，悍然發動內戰，梁漱溟深感無力可為，終于下定決心離開政治圈，辭去了秘書長職務，退出民盟。1947年，梁漱溟在重慶創辦勉仁文學院，重新回到他所期望的教育改革事業。
從1937年任國民參政員始，至1946年退出現實政治，十年間，梁漱溟為了民族的解放和民主和平奔走，生死皆置之度外，被馬歇爾、司徒雷登稱為“中國的圣雄甘地”。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梁漱溟堅持獨立于政府工作之外，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1980年后相繼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研究會顧問，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發展基金會主席等職，并重新活躍于學術舞臺。期間發生的，不論是1953年為農民請命的廷爭面折，還是“文革”中堅持“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剛強，依然展示著梁漱溟這位愛國知識分子的諍友之忱和堅持真理的高尚品格。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平靜的離開人世，享年95歲。與此同時，學界和社會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梁漱溟熱”。
（撰稿人：董利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