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宗師季羨林
季羨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齊奘，山東臨清人，民盟盟員、中共黨員，國際著名東方學家、印度學家、梵語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教育家。是第二、三、四、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曾任民盟中央文化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研究所所長。并先后擔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南亞學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和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等多種學術職務。
負笈求學的清貧學子
1911年8月6日，季羨林出生在山東省清平縣（現屬臨清市）康莊鎮官莊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家中經常連飯都吃不飽，季羨林就是在地里撿拾麥穗、割草喂牛，度過了他六歲以前的童年。1917年春節前夕，為光耀季氏門楣，六歲的季羨林作為季氏家族后輩中唯一的男丁，被父親送到濟南叔父家。從那時起，季羨林才算開始上學。季羨林的叔父是一個非常有天分的人，他并沒有受過什么正規教育，在顛沛流離中，完全靠自學，獲得了知識和本領。他能作詩，能填詞，能寫字，能刻圖章。叔父對季羨林的影響極大，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叔父的嚴格教育，使他從小受到傳統的儒家思想影響，養成了勤奮學習的習慣，并且堅持終生，這是日后他在學術上能夠獲得巨大成功的重要根基。
剛到濟南時，季羨林曾上過一年私塾，后來進了一所新式學校——濟南一師附小，隨后又轉到了新育小學。在新育小學上學期間，季羨林開始利用晚上的業余時間學習英語。12歲時，考入正誼中學。此時季羨林的叔父選了一本大都是些理學文章的《課侄選文》，親自給他講課，而且要求他在正誼下課以后，先參加一個古文學習班，學習《左傳》、《戰國策》、《史記》等書。晚上再到尚實英文學社去學英文，一直到十點才回家。這樣的日子，大概過了八年。
1926年，十五歲的季羨林從正誼中學初中畢業，升入高中就讀半年，隨后轉入山東大學附設高中文科班。山東大學校長是前清狀元、當時的教育廳長王壽彭，他提倡讀經。教季羨林讀經的兩位老師都是前清遺老，他們把《書經》和《易經》背得滾瓜爛熟，連同注疏在內都能背下來。教國文的老師王崑玉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他十分賞識季羨林的文才，在他的引導下，季羨林對古文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高中學習三年中，他六次考試，考了六個甲等第一名，成了“六連貫”，當時在學校里，季羨林的名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1929年，他轉入新成立的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學習一年，這是他一生中一個重要的階段。特別是國文方面，這里有幾個全國聞名的作家：胡也頻、董秋芳、夏萊蒂、董每戡等等。季羨林從胡也頻那里初次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不久，胡也頻被國民黨殺害，季羨林早年同馬克思主義的這點因緣就此中斷。繼任老師董秋芳對季羨林賞識有加，在他的鼓勵下，季羨林在寫作中潛移默化地形成了自己對寫作的一套看法，并走上了文學之路。季羨林后來撰文稱：“之所以五十年來舞筆弄墨不輟，至今將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筆，全出于董老師之賜。”在省立濟南高中雖然沒有了經學課程，國文課本也以白話為主。季羨林卻沒有放松對中國舊籍的鉆研。他閱讀的范圍仍然很廣，方面仍然很雜。陶淵明、杜甫、李白、王維、李義山、李后主、蘇軾、陸游、姜白石等等詩人、詞人的作品，都讀了不少。這對他以后的工作起了積極的影響。正是在這一年，季羨林開始學習德文。與此同時，季羨林開始翻譯外國作家的作品，并在山東《國民新聞》上發表。如俄國著名作家屠格涅夫、美國當代作家LoganPearsallSmith、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等人的作品。
1930年，季羨林高中畢業。這年夏天，季羨林隨山東省立濟南高中同班畢業的八十多位“舉子”，聯合“進京趕考”，參加大學考試。心高氣盛的季羨林只報了北大和清華兩所學校，結果一鳴驚人，兩個大學都考上了。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季羨林選擇了出國機會更多的清華西洋系，專修德文。在臨清縣政府獎學金的資助下，季羨林艱難地度過了四年大學生活，專業成績優秀。在大學所有的課程中，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成為他受益終生的兩門課程，而這兩門課一門是選修課，另一門是旁聽課。他說：“這兩門課對我以后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可以說一直影響到現在。我搞一點比較文學和文藝理論，顯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語和中亞古代語言，則同陳先生的影響分不開的。”季羨林在清華讀書時，與好友吳組湘、林庚、李長之合稱清華“四劍客”，后來他們都成了著名的作家、詩人和學者。在大學期間，他繼續寫作散文，相繼寫成了《枸杞樹》、《黃昏》、《回憶》等十多篇，陸續發表在報刊上。這時期的散文，已經脫去了中學時代的稚氣，逐漸成熟。除了散文創作，季羨林還翻譯了多篇外國名家的短篇小說。
1934年，季羨林清華大學畢業，當時社會上流行一句話，“畢業即失業”。除了高官顯宦，富商巨賈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馬鉆營者，誰也不能例外。季羨林不屬于上述三種人。他家境貧寒，生性木訥，自然也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問題，幸得上天眷顧，母校山東濟南高中的校長宋還吾先生邀他回母校任國文教員。于是在1934年秋天，西洋系畢業的季羨林就成了高中國文教員。這一年的中學教員生活，收入雖然不錯，但由于同行的擠兌，心情卻十分郁悶，再加上學校內的派系之爭，使他進退維谷，處境艱難。
1935年，清華大學與德國簽訂了交換研究生的協定。季羨林報名應考被錄取。同年秋，他到了德國哥廷根大學，開始了長達十年的留學生活。留學德國成為季羨林學術生涯的轉折點，此后他走上了東方學研究道路。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并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在哥廷根的十年，對于一介窮書生的季羨林來說，他所擁有的就是時間和書籍。學校孤獨寂靜的環境，正好給了他空前絕后讀書的機會。十年中，他除了哥廷根和柏林外，沒有去過德國的其他城市，更不用說歐洲的其他國家了。此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劇烈進行，德國被封鎖，什么東西也運不進來，要吃沒吃，要穿沒穿。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季羨林忍受著空前的饑餓，終日饑腸轆轆，天上還有飛機轟炸，心中思念祖國和家庭。就在這樣十分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季羨林苦讀不輟。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羨林在論文答辯和印度學、斯拉夫語言、英文考試中得到4個“優”，獲得博士學位。因戰事方殷，歸國無路，只得留滯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學漢學研究所擔任教員，同時繼續研究佛教混合梵語，在《哥廷根科學院院刊》發表多篇重要論文。1945年，二戰結束。10月，季羨林從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機會回國。次年2月，季羨林取道法國、越南、香港，夏天回到了別離將近十一年的祖國。至此，季羨林的整個學生生活結束了，這一年他三十五歲。
學貫中西的一代學術宗師
季羨林先生學貫中西、享譽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實的學術巨擘、國學大師，被譽為“國寶”。大師在自傳中寫道：“我這一生是翻譯與創作并舉，語言、歷史與文藝理論齊抓，對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等也有濃厚的興趣，是一個典型的地地道道的‘雜家’。”
1946年，經由他的老師陳寅恪介紹，季羨林赴北大任職副教授，旋即升任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從那時起，季羨林一直在北大任教，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建樹卓著。他精通梵語、巴利語、吐火羅語、英語、德語、法語、俄語等12種語言，是世界上僅有的幾位從事吐火羅語研究的學者之一。他馳騁于多個學術領域，學術成就涵蓋十個方面：印度古代語言研究、佛教史研究、吐火羅語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比較文學研究、東方文化研究、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以及散文創作。
從1946到1950年，季羨林寫下了《柳宗元〈黔之驢〉取材來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來源》、《從中印文化關系談到中國梵文的研究》、《佛教對于宋代理學影響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1950年到1956年，季羨林陷入了會議與批判的漩渦中。這期間，季羨林并沒有停筆，繼續進行著學術研究，如《史學界的另一個新任務》、《介紹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隨意創造復音字的風氣必須停止》、《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66年至1977年，對季羨林來說宛如做了一場噩夢。在這十年內，季羨林除了開會，被“打倒”，被關進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沒有時間和心情搞學術研究。直到后期，他被分配到東語系的辦公樓和學生宿舍去看守門房。在這看守門房的閑暇時間里，他除了收發信件和報紙、傳送電話外，別無他事。于是不甘無聊的季羨林想到以做“無益之事”來打發這“有涯之生”，翻譯了印度古代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冬去春來，寒來暑往，歷經五年多的時間，季羨林把長達八萬行的《羅摩衍那》翻譯出來了。當“四人幫”像《羅摩衍那》中的十頭魔王一樣完蛋之后，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開始出版《羅摩衍那》，至1984年出齊，厚厚的八大本。季羨林為中國翻譯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立了一座豐碑。1978年，學術的春天來了。在這種良好的政治大氣候下，季羨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關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譯和研究梵文文學作品，并撰寫了包括《〈西游記〉里面的印度成分》、《〈羅摩衍那〉淺論》、《〈大唐西域記〉今譯》、《吐火羅語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從80年代后期開始，季羨林先后主編了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擔任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1998年24卷的《季羨林文集》問世。
季羨林先生一生獲獎無數。論文集《印度古代語言論集》獲北京大學首屆科學研究成果獎，《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和政策研究優秀成果榮譽獎，《中印文化關系史論文集》獲全國首屆比較文學圖書評獎活動著作榮譽獎，《大唐西域記校注》獲全國首屆古籍整理圖書獎，《東方語言學史》、《季羨林文集》獲國家圖書獎，《印度古代文學史》獲國家級教學成果二等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獎專著二等獎，等等。1989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授予他“從事語言文字工作三十年”榮譽證書，1998年德黑蘭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2000年獲得德國哥廷根大學博士學位金質證書。2006年季羨林被中國譯協授予“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德譽天地，惟人為先
季羨林先生一生謙虛謹慎，淡泊名利，虛懷若谷，坦誠待人。他身上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愛國”、“勤奮”、“謙和”。正如民盟中央主席蔣樹聲悼念季羨林和任繼愈兩位先生的文章《惟人惟學，惟人在先》所指出：“兩位長者從容而平靜地走了，無數人追念他們，我想，這乃是緣于他們的道德文章，他們執著學術，淡泊名利，寵辱不驚，和那種無待于外的大愛之心在感動著人們。”
季羨林是一個忠誠的愛國者，自謂“平生愛國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燒成灰，我也是愛國的”。高中時，季羨林創作短篇小說《文明人的公理》、《醫學士》、《觀劇》等，陸續發表在天津的《益世報》上。作品分別揭露了日本帝國主義搶殺掠奪的暴行、庸醫嫌貧愛富致人死命的做法以及國民黨士兵欺壓百姓橫蠻無理的行徑。季羨林寫這些作品時，還只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高中學生。作品自然單薄、稚嫩，但從內容上，已經能看出他的愛憎感情和關注現實的傾向。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隨即日軍占領了東北三省。蔣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日寇“絕對不可抵抗”，對共產黨則大肆“圍剿”。這種賣國行徑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清華學生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組成了學生赴南京請愿團。季羨林懷著滿腔熱情，隨清華學生臥軌絕食，奔赴南京請愿，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他還同清華同學一起，到清河、沙河一帶農村，向農民宣傳抗日。
與此同時，季羨林先生是一位追求良知的學者。在歷次運動中，他“假話全不講，真話不全講”。上世紀50年代的批判胡適，他保持沉默；在隨后對其師陳寅恪的批判中，他仍三緘其口。多年后他追憶往事，寫道：“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沒有出賣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夠對得起老師在天之靈。”后來，他又提出了“學術良心”的概念，對年輕學者的做人做事提出要求。
2007年，季羨林先生在新出版的《病榻雜記》中表示，他要辭去加在他身上的“三頂桂冠”：“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和“國寶”。他寫道：“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這些代表學術界至尊榮譽的稱號他毫不保留的辭掉，讓人們不得不由衷的景仰。
多年來，季羨林先生一直關心國家的改革、發展和建設，溫家寶總理先后5次看望他，每次他都直言不諱地向總理就國家發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重大問題坦陳己見。他愛護青年，關心人民。2001年，他與歐陽中石等人捐助50萬元，在母校濟南一中設立春暉獎學金；2008年，他將積攢多年的百萬元稿費捐贈給北京大學，設立“北京大學季羨林獎助學金”，獎勵優秀學生，幫助貧困學生完成學業。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他立即向災區捐贈20萬元。
季羨林先生從1946年起，便每日清晨4點起床，伏案讀寫，孜孜不倦，無論冬夏，六十余年從未間斷，只為清夜自思不感內疚，沒有白白浪費一天。如今朗潤園里的第一盞燈，早已經成為知識分子精神的一種象征，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學子。
在北大，季羨林先生替新報到的大學生看行李的故事廣泛流傳。當時身為北大副校長的季羨林先生在烈日下，為馬路邊素不相識的無名后生看管了兩個小時的行李，許多人至今難以相信，其為人樸素謙恭可見一斑。2006年，季羨林獲評感動中國人物，頒獎詞稱他為：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貧賤不移，寵辱不驚。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用這句詩來比附季羨林在人們心目中的威望和地位，當是恰如其分。
（整理撰稿：張麗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