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風海浪自悠悠
——記中國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先生
有這樣一位老人，一生為人低調，刻意遠離公眾視線，卻在耄耋之年出山，擔任保護民族文化遺產公益廣告代言人，為保護祖國的文化遺產奔走呼告。他沒有醒目的桂冠，沒有耀眼的光環，卻因其“學”而著其“名”，不負“著名學者”之謂。他在右眼完全失明，左眼視力僅為01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工作，主持編寫工程浩大的典籍《中華大典》和《中華大藏經》。在老人的心中，學術之路“有似地質隊野外勘探，這支隊伍要不畏荒寒，甘于寂寞”。他常說，一流的學者，如同一部厚重的書，很難用三言兩語概括。而他正是以其瘦削而挺立的背影向世人詮釋著什么是“一流的學者”，這位老人就是任繼愈先生。
一
任繼愈（1916—2009）先生，字又之，山東平原人，是我國著名的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民主同盟盟員，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中國西藏佛教研究會會長等職，曾當選為第四屆至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任繼愈先生1914年出生于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父親是國民黨少將，曾參加過抗日戰爭。任繼愈先生小時候就愛思考，凡事都要問為什么，并有尋根問底的精神。6歲那年，家境殷實的任繼愈被送到山東省立第一模范小學（今濟南大明湖小學）讀書，“繼愈”這個名字就是入學時老師給取的，是“繼承韓愈”的意思。老師希望任先生將來能在文學上能有所建樹。當時，山東軍閥張宗昌大字不識，卻十分重視知識。時任教育廳長的王壽彭則推行讀經，認為讀經可以抵制一下革命思潮，不容易犯上作亂。因此，任繼愈在小學時就學了《論語》、《孟子》等經典儒家書籍。有一次，班級老師曹景黃布置大家以清明節植樹為題寫一篇文章，任繼愈的作文中有這么一段“吾鄉多樹，每值夏日，濃蔭匝地——以待行人憩焉”。對此，曹老師大為贊賞，認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語感，這讓任繼愈頗為自得。后來，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寫道：“我讀《四書》是在小學時讀完的，小學老師曹景黃先生給我打下了閱讀古漢語的基礎，是我永遠懷念的一位老師。
任繼愈的中學是在北平大學附屬中學讀的。在這里，他遇到了幾位對他國文產生了深遠影響的語文教師：任今才、劉伯揚、張希之。有意思的是，這些讓他感激一輩子的恩師，幾乎都是從北京大學中文系或哲學系畢業的。在他們的影響下，他開始讀胡適、梁啟超、馮友蘭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層次的思想啟蒙。雖然這所中學只辦了4年，但讓任繼愈難忘的是，北平大學附屬中學不提倡“讀死書，死讀書”，而且對學生的戶籍、愛好和身份都不加限制。
1934年，任繼愈考上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西方哲學。讓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讀完哲學后，自己應該找一份什么樣的工作。任繼愈先生曾說過：“當時進哲學系一共有十幾個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還是作為一名學者，第一位的是要愛國。”這句話時常掛到任繼愈先生的嘴邊作為愛國教育的“口頭禪”，任先生也正是以此為標準而身體力行的。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國難當頭，象牙塔內也不可能風平浪靜。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奉當時教育部之命南遷到湖南長沙，成立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遷往云南成立西南聯合大學。1938年，正在哲學系讀四年級的任繼愈報名參加了由長沙出發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經過了體檢、寫志愿書、打防疫針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師生或短衣綁腿，或長袍禮帽，浩浩蕩蕩開始了這次“小長征”。此次行程歷經60余天、1400多里路。盡管步行艱苦、風餐露宿，湘西一帶還經常有土匪出沒，所幸的是土匪看他們是知識分子，也不再為難。但這次旅行徹底地改變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態度。中國農村的荒涼破敗、農民的貧窮困苦，敲擊著這位年輕的學子的心。“最底層的人民承受著戰爭的苦難，卻依然堅貞不屈。中華民族有非常堅定的信仰，有很強的凝聚力。是什么樣的力量在支持她？我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任繼愈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實發生關系。于是，他從西洋哲學轉而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為正在苦難中煎熬的中華民族尋找振興的文化力量。半個多世紀過去了，這腳步從未停止過。
1939年，任繼愈先生考取了西南聯大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師從湯用彤和賀麟教授攻讀中國哲學史和佛教史。1941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從1942年起，他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了22年的教學生涯。他和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積極地獻身到工作當中，在自己的領域大展身手。任繼愈將自己的一間書房命名為“潛齋”，“那是要以打持久戰的抗戰精神潛下心來讀書、研究學問”。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哲學系教師和一些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每兩周舉行一次討論會，任繼愈是研討會的積極參與者。老先生們無拘無束的理論切磋，使他受益匪淺，這一討論會，也成為他汲取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源泉。同時，憑借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底，他逐漸摸索出一條以釋、道、儒三教相互影響為切入點，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術道路。由此，他走出了一條與前輩學者不同的治學道路——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使他的佛教史、中國哲學史研究別開生面，卓然成家。1961年，他主編出版了四卷本《中國哲學史》，這本教科書中的經典，被全國各大學紛紛采用，至今已再版十余次。
二
1959年10月13日深夜，任繼愈應毛澤東之邀走進中南海豐澤園與之進行了徹夜長談。當晚，毛澤東對任繼愈用歷史唯物主義研究佛教的方法予以了充分肯定，同時談及了宗教研究的重要性：“我們不但要研究佛教、道教，福音書（指基督教）也要有人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來在訪問非洲14國前，給中央寫了一個《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建議加強研究外國的工作，還成立了以廖承志為組長的“國際研究指導小組”。在這個報告上，毛澤東于l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對世界三大宗教（耶穌教、回教、佛教），至今影響著廣大人口，我們卻沒有知識，國內沒有一個由馬克思主義者領導的研究機構，沒有一本可看的這方面的刊物。”在批語中，他特別強調：“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寫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繼愈發表的幾篇談佛學的文章，已如鳳毛麟角，談耶穌教、回教的沒有見過。”在批語中，他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被毛澤東同志譽為“鳳毛麟角”。因為有了這個批示，任繼愈先生于1964年創辦了我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1978年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并出任所長。
但不久“文革”開始。任繼愈經過幾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陽干校接受“教育”。“文革”后，任繼愈從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漸恢復原有的建制。盡管任繼愈個人并未在“文革”前后遭受太多的“迫害”，但目睹周遭的悲劇，他還是開始對這場浩劫進行了深層反思。
經過反復論證，任繼愈先生得出了“儒教是教”的結論——儒在中國，不只是學說，更是宗教。任繼愈于1978年在南京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自己的“儒教是教”說，并先后發表一系列論文具體地闡明論證了他的觀點。從1980年《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學術著作，詳細地闡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觀點。他從儒教的發展與演變、個性與共性，歷史與現實等各個方面，透辟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國的宗教性特質。任繼愈的“儒教是教”說否定了“中國沒有宗教”的所謂“定論”。在1978年一經提出，在學術界立即引來了一片嘩然，并持續了三十余年——頭十年，幾乎是清一色的反對聲音；第二個十年，支持者依然寥若晨星；如今，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逐漸接受了這個見解。
任繼愈先生在領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發展中提出了“積累資料，培養人才”的重要方針。為此，任先生不僅選派年輕學者出國深造，而且在全國各地發現人才、吸納學術骨干力量，并從國外引入了像徐梵澄先生這樣大師級的學者來所工作。在學術資料建設上，任先生主編了當代中國第一部《宗教詞典》、《道藏提要》和影響廣遠的《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等典籍，對中國宗教學體系的構建及發展有著篳路藍褸的開創之功。
宗教學是一門跨學科的研究，為此，任繼愈先生強調比較研究方法和知識面的廣博，鼓勵學生們有更多的拓展、更扎實的根基。在這方面，任繼愈先生身體力行，不僅主持了《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等重大課題的研究，推出了多卷本成果，而且還創辦了《世界宗教研究》和《世界宗教資料》等學術期刊，主編宗教學大型工具書《宗教大辭典》。在學術資料整理及研究的更大視野中，任繼愈先生進而主持了《中華大典》、《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續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國歷史文化叢書》、《二十四史》重新校訂等重大學術文化工程。為了中國宗教學科的系統發展，任繼愈先生于1979年在昆明主持召開了全國宗教學研究規劃會，成立了中國宗教學會并擔任了首任會長。
三
1987年，任繼愈先生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調任當時名為“北京圖書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我是一個受圖書館惠澤極多的人，對圖書館、讀者，我應該有所回報”，老人把這次履新看作是一次“報答”的機會。2005年，老人離任時，曾坦言心中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將國家圖書館的“家底”全部摸清。
“書是讓人閱讀的，和鐘鼎這樣的文物不同，現在有些書躺在圖書館里，不整理就不能發揮實際作用。”為了讓塵封已久的古代文獻煥發出新的神采，任繼愈先生不遺余力。最讓他感到欣慰的是通過多年的努力，許多孤本、善本書籍得以開發利用。其中最寶貴的就是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敦煌遺書》并稱國家圖書館四大鎮館之寶的《趙城金藏》。
《趙城金藏》是金代民間募資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師在廣勝上寺彌陀殿的12個藏經柜中發現了這套藏經，在國際學術界引發轟動。1938年日本侵略軍占領趙城后，對這部珍貴典籍虎視眈眈。為了《趙城金藏》的安全，廣勝寺力空法師向八路軍求助。在當時的太岳軍區政委薄一波指示下，連夜組織人在烽火硝煙中冒著生命危險將《趙城金藏》運出，歷經輾轉，最后藏在窯洞內，終使國寶珍品得以保全。1945年日寇投降后，《趙城金藏》被交給北方大學保管，時任校長的范文瀾派專人守護，年年晾曬。1949年北平解放后，《趙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收藏。1949年4月30日，當4300多卷、9大包《趙城金藏》運抵北平時，由于多年保存條件惡劣，多數經卷潮爛斷缺，粘連成塊，十之五六已經不能打開。國家專門調來四位富有經驗的裝裱老師傅幫助修復，用蒸汽蒸后，再一張張揭開。最終于1965年修復完畢，歷時近17年。
任繼愈擔任北圖館長后，認為珍貴古書僅僅保存完好還不夠，還要開發利用，讓更多的人可以閱讀。以《趙城金藏》為底本、總字數過億的《中華大藏經》在他的主持下，歷經十余年完成了107卷。
此外，任繼愈還十分重視珍貴手稿的收藏，因為手稿僅有一份，作者涂改的部分特別有研究價值。魯迅、冰心、聞一多的手稿國圖都有收藏。“文革”時期，巴金想將自己的手稿轉移，但在當時沒有人敢接收，后來由國圖收藏。北師大的黎錦熙教授是毛澤東高中時的老師，因此身份特殊，他的全部藏書和手稿在“文革”時期得以幸免。任繼愈說，后來也由國圖買下收藏，這些珍貴的手稿對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古籍文獻整理，是任繼愈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的工作。熟悉任先生的人都知道，任先生從不作“掛名主編”。大到選題框架、寫作提綱，小到部分篇章的審讀，任先生總是親力親為。古籍整理，下的是苦功。在很多人看來，以任先生這樣“國寶級大師”的身份，加之如此高齡，本不必如此辛苦。不要說將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梳理貫通、著書立說，留名學界，即便只是寫寫回憶文章、隨筆感言，他人也求之不得。然而，老人卻認定了古籍整理這項遠離名利的“苦差使”，為了后來者能攀上學術的頂峰，他甘愿作一塊鋪路石而鞠躬盡瘁。
“文化建設，首先要有文化的積累。現在的青年人讀古書已經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們花費更多功夫。在這方面，我們這一輩人還有一些優勢。我們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在老人看來，在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將迎來有史以來的又一輪新的文化高潮，“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承前啟后，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
在整理古籍的同時，任繼愈先生還先后主編了《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道藏提要》等一系列工具書，同樣，任繼愈先生也把它們看得很重。在卷帙浩繁的學術大河中，“給他人以方便”，是任繼愈先生最大的滿足。
在任繼愈先生家，有25個“澄庵藏書”柜格外引人注目。澄庵是清末的一個藏書家，任繼愈是個愛書如命的人，對藏書家的柜子也格外珍惜，柜子里放滿了他最珍愛的書。但從2004年起，每年都會有一些書從柜子里取出運走。這些書的新家是山東省平原縣圖書館。對此，任繼愈先生說：“我從念高中開始到北京，就沒怎么回過山東，把這些書奉獻給養育我的土地，心里踏實一點。”多年來，任老為家鄉圖書館捐贈書籍7000多冊，加上其他一些文獻資料約9000冊左右，其價值不能用金錢來估量。任繼愈先生用他的行動再次證明：人生的境界，決定著一位學者所能企及的學術高度。
“天風海浪自悠悠”，人們眼中的任繼愈先生，不為外物所左右，不為榮辱所干擾，從不急躁發火，也少有慷慨激昂，總是在自己認準的學術道路上，奮然前行。在給女兒任遠的信中，任繼愈先生曾寫道：“讀點歷史，使人懂得‘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時的行時或冷落來評量學術上的是非。有了這樣的認識，心胸可以放得開一些，不至于追逐時尚，陷入庸俗。”
斯人不在，長歌當哭。
（整理撰稿：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