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統戰事業奮斗一生的魯在瑄先生
魯在瑄先生（1920—1998），民盟山東省委員會籌備成員之一，自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從事統一戰線事業和民主黨派工作45年，歷任民盟山東省委員會秘書長、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員，山東省政協副秘書長、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魯在瑄先生勤奮一生，為民盟事業和政協文史工作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一
魯在瑄先生，原名魯在璿，1920年11月出生在山東省滕縣（現滕州市）城西大劉家莊一個耕讀世家。原籍為魯家寨，因祖父早逝，祖母帶著孩子遷至此地。滕州古為“三國五邑”之地，素有“滕小國”之稱。雖然唐時封于滕的高祖之弟李元嬰因在南昌建的滕王閣使此地名噪華夏，但在民國初年的滕縣，卻同當時的全國一樣，兵連禍結，盜匪橫行。震驚中外的臨城劫車案，就發生在離這兒不遠的抱犢崮山區。
魯在瑄家原稱小康，但在1917年時，祖母不幸被土匪綁票，為了籌款贖人，家中被迫賣掉了大部分田產。到他出生后，家道已經接近敗落。一大家人僅靠幾畝薄田難以維持生計，主要靠父親和叔父在外替人做事掙的薪水補貼家用。
魯在瑄雖天資聰穎，但因家境貧寒，求學艱難；盡管成績優異，卻經常因為家中需要勞力而失學在家。從7歲起，輾轉在家鄉的大劉家莊和陳公祠小學、山東滋陽鄉村師范、國立湖北中學（后改為國立六中）師范部讀書，直到1943年考入四川大學史地系。學生時代的魯在瑄積極追求真理，多次參加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抗日救亡活動，同黨組織和同學中的共產黨員保持了密切的聯系。在川大求學期間，為補貼學費，還曾經在成都的航空委員會附屬學校兼課。抗戰勝利后，到南京空軍子弟小學、濟南中正中學任國文和歷史教員。濟南解放后，進入華東大學研究部學習，后在華東大學教務處任干事。他雖然從學生時代就多次積極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但由于工作需要，他按照黨的安排，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為黨工作，于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并擔任民盟地方組織的領導人長達30年之久。1993年魯在瑄離職休養前夕，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他一生為之追求的理想。
二
1958年11月魯在瑄當選民盟濟南市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委，兼秘書長，主持民盟市委工作。他組織帶動盟員通過“神仙會”方式，進行自我學習教育，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獻計出力。1959年前后，民盟濟南市委召開服務與改造經驗交流會6次，召開5次基層干部會議。1962年10月魯在瑄當選民盟濟南市第四屆委員會副主委，兼秘書長，繼續主持民盟市委工作。他重視并積極促進組織發展，做了大量細致有效的工作。當時濟南市民盟已建立基層組織38個，盟員發展到502人，為建立民盟山東省級組織奠定了基礎。
1962年5月民盟山東省籌備委員會在濟南成立，當時民盟山東省籌備委員會與民盟濟南市委員會同在濟南市經四緯八路合署辦公。根據民盟中央常委會議決定，魯在瑄作為17人籌備委員會成員之一。魯在瑄利用主持民盟市委工作條件和優勢，為籌備成立民盟山東省委員會做了大量具體工作。1963年3月4日至4月3日，民盟山東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青島召開，魯在瑄當選民盟山東省第一屆委員會常委，并駐會工作。1964年暑假，魯在瑄參加了中共山東省委組織的高教知識分子學習班，當時民盟一同參加學習的有106人，通過愛國主義、國際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提高了思想政治覺悟。
“文革”十年，民盟同其他民主黨派一樣，被迫停止活動，魯在瑄同其他黨派成員一起到“五七”干校參加勞動，接受“教育”。
1980年5月民盟山東省第二次代表大會在濟南召開。魯在瑄當選民盟山東省第二屆委員會秘書長，駐會主持機關工作。根據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協助統戰部門為在反右派斗爭中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盟員落實政策，為在“文革”中受迫害的盟員平反昭雪。
1983年7月，主持并組織民盟省委參加了“山東省暨濟南市各民主黨派、工商聯為四化服務匯報展覽”，民盟參展的照片有130多幅、實物700多件，介紹了郭貽誠、吳富恒、曾呈奎等60多位盟員的輝煌業績。
1984年4月民盟山東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在濟南召開。魯在瑄當選民盟山東省第三屆委員會副主委兼秘書長，駐會主持工作。他注重民盟組織建設，1988年初，山東盟員總數發展到2911人。相繼建立了民盟煙臺、濰坊、泰安、濟寧、淄博、棗莊等市委會。不少地市他親自去協商指導工作。
1988年3月民盟山東省第四次代表大會在濟南召開，魯在瑄當選為顧問。
魯在瑄1959年當選為山東省政協常委。1963年至1993年任山東省政協副秘書長。曾當選為民盟中央第四屆候補委員，第五屆中央委員，第六、七屆參議委員。他積極參加政協會議及調研活動，通過政協有利渠道，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職能作用，提出高質量的提案及建議。1989年起他調任山東省政協專職副秘書長，兼任文史資料委員會副主任。
三
到政協工作后，魯在瑄先生不顧年事已高，以滿腔的熱情和高度負責的態度，領導開展政協的文史資料征集研究和編輯出版工作。
政協文史資料工作是周恩來總理親手開創的，是一項意義深遠，具有政協統戰特色，能起到存史、資政、團結、育人獨特作用的重要工作。這項工作提供了大量翔實生動、可資借鑒的史料，聯系和團結了廣大政協委員和社會各界人士，為民主黨派和各級政協委員參政議政開辟了一條重要的途徑。文史工作的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從事這項工作的人特別是領導者必須同時具有豐富的統戰工作經驗和較高的歷史文化素養，而這兩方面恰恰是魯在瑄得天獨厚的“強項”，這使得他在工作中得心應手，游刃有余。
魯在瑄先生在長期從事黨派和統戰工作的歲月里，同一大批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專家學者、知名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和密切的聯系。在擔任省政協文史委領導工作以后，他充分利用這一寶貴資源，親自帶領幾個年輕的編輯，到那些經歷過歷史重大事件和同重要歷史人物有過交往的當事人那里，征集了大量具有重要價值的“三親”（親歷、親見、親聞）史料。他親自上門和通信征集的就有張自忠、王耀武、傅斯年、王統照、范明樞、鞠思敏、王祝晨、欒調甫等重要歷史人物和山東辛亥革命、濟南“五三慘案”、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的山東戰場等重大歷史事件的“三親”史料。他還針對當時存在的重出版、輕征集的錯誤傾向，一再強調征集工作的重要性，在多次會議和平時工作中，指出征集工作是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基礎，是重中之重；沒有扎實的史料征集，文史工作就會是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對此，他不僅大聲疾呼，而且身體力行。他對所從事和領導的工作高度負責，極其認真，對從史料征集、整理、編輯、出版的文史工作各個環節要求嚴格的近乎苛刻。對文稿中涉及的有爭議的史實，一定要落實出處，從不輕易放過；經他審定的選輯和專輯文稿，上面經常寫滿字跡工整清晰的修改意見。他還經常親自校對清樣，別人已經校過的，一經他手，必能發現遺漏，甚至版版見紅，讓一些年輕的編輯汗顏不已。他的這種高度負責的工作精神和態度，至今還在影響著在他領導下工作過的許多文史干部。
在魯在瑄主持省政協文史委工作時期，工作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工作機構進一步調整充實，配備了強有力的工作班子，為編輯人員評定了專業職稱；開展了同全省各級政協的文史工作大協作，各級政協文史工作有聲有色；在他的主持下協作征集出版了一大批有重要影響的史料專輯，如《辛亥革命在山東》、《苗氏民族資本的興起》、《梁漱溟與山東鄉村建設》、《周村商埠》、《留學生活》、《日軍侵華暴行錄》、《濟南老字號》、《王統照》、《傅思年》等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文史專輯。這一時期，的確是山東政協文史工作的黃金時期，可說是成績斐然，碩果累累。這一切，同魯在瑄做出的重要貢獻是分不開的。
四
魯在瑄先生一生忠于黨，忠于人民，為黨的事業鞠躬盡瘁，嚴于律己，寬以待人，辦事認真，克己奉公。走上領導崗位后，雖配有公車，但他從不因私事動用公車，就連上下班都盡量步行或乘公交車。他工作起來總是爭分奪秒，經常工作到深夜。長期超負荷工作，使他在1978年就患上了心腦血管病，但他始終不辭辛苦，勤懇工作。甚至后來在住院治療期間，仍不放下手中的工作，心中惦記著全省文史工作的進展，在病床上批閱和修改文稿和資料。《辛亥革命在山東》等文史資料的編審出版，大都是在他患病后主持完成的。他為黨的統戰工作和文史資料的征集、編輯、出版嘔心瀝血，傾注了畢生的精力，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豐富的文史資料。
不經常接觸魯在瑄的人大都認為他是一個處世嚴謹，平時不茍言笑的人。如有一次，他需要寫點東西，手頭不巧沒有了稿紙，便去辦公室向一位工作人員借了幾張。這種事恐怕沒有任何人會放在心上。但第二天，他領到稿紙后馬上如數奉還。這已是80年代的事了！這令那位同志驚訝不已，其他人知道后也認為這嚴謹得近乎迂腐。但他認為借東西就要還，天經地義。不過在一起工作時間長了，就能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和藹可親的忠厚長者，有時也喜歡說說笑話，有他自己特有的詼諧。有一次，筆者忘記了是在什么場合，魯在瑄同幾個年輕同志聊起了自己當年在四川大學時的一段往事：當時正是抗戰時期，山東大學有一批圖書和儀器被遷移到大后方四川，就寄存在川大。在當時教學物資極其缺乏的情況下，川大校方對這些東西頗存覬覦之心，就攛掇學生把木箱上“山大”的“山”字下面的一橫刮掉，這樣，“山大”就成了“川大”。魯在瑄說，我是山東人，不能讓他們這樣干。于是便同幾個山東籍學生趁夜間無人又給改了過來。這樣幾經反復，校方莫名其妙，無可奈何。憶及往昔樂事，在瑄哈哈大笑，欣悅之情溢于言表。
魯在瑄先生在省政協離休之后身體尚健，但幾年后不幸罹患腦萎縮，病情漸重。后期省政協同志們去看望時，盡管他已不能叫出平常很熟悉的人的名字，但每次看到他時，仍是正襟危坐，衣帽整齊，皮鞋也是一塵不染。寒暄迎送，一絲不差。其嚴整持正，有如斯者。
（撰稿人：弓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