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劇《法醫秦明》熱播，把法醫這個長久居于幕后的技術群體帶到公眾面前。現實中的法醫真和電視上演的一樣，西裝革履，油頭皮鞋，穿得干干凈凈一塵不染，發現線索靠靈機一動豁然開朗？
電視是修飾過的藝術，而法醫學是實打實的科學。
法醫，是一個注定要和尸體、血腥、懸疑“對號”的職業，也是一個讓大多數人一聽就會不自覺挑一下眉毛、隱約間觸摸到一股寒意的職業。
事實上，這是一門集法律和醫學于一體的嚴謹學科。現實中的法醫大多出身國內的醫科大學，但和臨床醫學專業畢業進入醫院救死扶傷的同學不同，他們要從或生或死的人體上為偵查偵破尋找線索和真相，為訴訟提供證據。
記者跟隨一群法醫工作數日，從田間地頭案發現場，到鑒定死因的解剖室，到做病理分析的實驗室，近距離觀察記錄這刑偵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一份用技術解釋真相的工作
去采訪李建軍，有點緊張。以為會在冰冷的解剖臺旁。
還好是在他的辦公室。
桌子上打開的電腦至少有5年“高齡”，即便只處于單純的開機狀態，也會發出嗡嗡的噪音。桌面上沒有一張紙，更沒有杯子和筆。也是，他的工作不是在解剖室就是在案發現場，辦公室壓根無需布置。
這位1993年參加工作、現已擔任石家莊市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副大隊長的濃眉毛法醫，畢業于同濟醫科大學。23年間，他親歷過石家莊大大小小多少刑事案件中的現場勘查和尸體解剖，一下子很難說清。
但他能清晰地回憶起多起案件中的受害人名字和現場格局，甚至具體到現場某件物品的顏色和尺寸。
比如談到2010年12月13日的一起殺人焚尸案，他能馬上準確報出死者的名字，在桌面上給記者勾畫出一幅簡單的案發現場結構圖。
甚至包括當時受害人背部傷口的數量和排列方向。
在這起案件中，正是受害的男主人背部排列格外整齊的刀口，讓李建軍提出嫌疑人年齡偏小的推斷。而當時，有人認為這是故意毀壞尸體的報復行為，有人認為是搶劫造成的無意識巧合。
在對現場進行了地毯式提取后，李建軍綜合分析判斷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這種傷口更像是嫌疑人玩心很大、很幼稚的一種表現。正常情況下，殺了人還在人體上做這樣的記號？”
案件偵破后，抓獲的三名嫌疑人都是十六七歲的少年，而留下如此傷口的初衷也和李建軍的推斷驚人相似。
“沒有勘查現場，就沒有發言權。在過去的刑事案件偵查中，法醫的鑒定結論對案件的偵查走向曾經影響很大，讓尸體‘說話’是刑偵工作重要的一塊。”李建軍說，這也是很多人會把法醫稱為“尸語者”的一個原因。
法醫的技術不僅能讓尸體“說”出嫌犯的特征，還能“說”出死因。
河北省公安廳刑偵局法醫室主任步建衡從業20年，現在他到的現場，基本上是全省較大較嚴重的案發現場。
幾年前，保定發生一起案件，請步建衡到現場指導。
從表面看，這就是一起自殺現場，床頭有安眠藥，女死者躺在床上，左手附近有刀片，右手伸到床外且手腕有傷口。
但是步建衡進入現場第一感覺是“現場過于安靜”。
“為什么要用‘安靜’這個詞呢？法醫學是門科學，但是也會融入很多其他知識，比如犯罪心理學等。死者是一名租房獨居的女性，結合這間房子里擦拭得過于干凈的桌面等現場特征來看，實在不符合人回家后會動一些物品的生活習慣。”步建衡說，而最使他生疑的，是房間里一直開著冷風的空調。
仔細觀察房間里的每一件物品后，結合法醫專業知識，他推斷，地上的血液量并不足以致人失血死亡。步建衡在排除“死者割腕是輔因，疾病是主因”的情況下，給出結論：這是一起謀殺案。
最終，經解剖發現，死者的胸骨有斷裂。這種創傷很可能是死者胸口受到外力重擊，比如膝蓋頂壓造成的，而自殺是不可能形成的。
警方旋即展開調查，不久就抓獲了嫌疑人。果然，嫌疑人交代，自己是在和死者發生爭執后用膝蓋頂壓死者致其死亡，其后又擦拭了房間內所有的痕跡、指紋，恢復了所有物品擺放位置，割開死者手腕偽裝自殺現場，并且打開空調以延緩尸體腐敗從而推遲被發現時間。
現場，只是法醫用科學和尸體“交流”的一個陣地。
從血腥的現場轉移到解剖室，又是另一番景象。
解剖室大多隱藏在醫院的地下室。11月11日，石家莊友誼燒傷醫院解剖室內，李建軍和石家莊市公安局刑事偵查大隊法醫胡曉飛，以及到市局學習的趙縣公安局法醫鄭翠玉，正在分析死者胸腔一處傷口的成因。
旁觀者心驚肉跳，操作者淡定從容。
這并不是一場簡單的“走馬觀花”，他們要查驗區分傷口是生前所致還是死后才有，要辨別哪一處傷口才是致死主因，要研究某個臟器的變化到底是外力還是疾病。
有時，還需要做更細致的病理分析，“戰場”就又要轉移到實驗室。
提取的器官需要福爾馬林溶液浸泡保存。我們熟知福爾馬林液有防腐保鮮的作用，但很少有人知道它其實是甲醛的水溶液。實驗室飄著一股淡淡的腥味，還有那濃濃的甲醛味，第一次進入實驗室的記者戴了兩層口罩依然“淚流滿面”。
11月21日，石家莊市公安局負一層病理實驗室內，胡曉飛和浸足了福爾馬林的人體器官直線距離不超過30厘米。
經過幾天的福爾馬林浸泡，現在需要切片脫水，以便在顯微鏡下觀察。
胡曉飛將每個器官稱重量、量大小，托到眼前觀察是否有異常，鄭翠玉逐一拍照、登記，記錄存檔。刺鼻的甲醛味變得更加濃郁，每劃一刀，胡曉飛就向后仰著身子“啊”一聲，眼淚在鏡片后面嘩啦啦地流，卻騰不出手來擦。
鄭翠玉在微信平臺上建了一個名為“石門法醫”的公眾號，里面一篇文章提到這樣一個細節：家里裝修時，妻子寧愿多花點錢，也要買環保無甲醛的家具。這位愛家的妻子可能并不知道，在家遠不如在單位時間長的鄭翠玉，在工作中如此近距離地接觸甲醛。
是的，這才是真正的法醫工作。
這并不是堅持一天就能逃離的崗位，而是法醫和犯罪嫌疑人對擂的戰場。
被問及是否有心理障礙時，李建軍說：“哪有什么害怕和內心戲，不過是一份用技術解釋真相的工作。”
1993年，分到北京市公安局刑事鑒定中心實習的第一天，李建軍就趕上了一起殺人焚尸案，跟著師父出現場動手做解剖。“你學這個專業就會有這個心理預期，再說什么心理障礙的，是不是太矯情了？”
社會對這個行業有了更多包容
“命案案情分析會上，法醫不開口，其他人都別瞎嘚嘚。”步建衡至今對一位基層老法醫當年的“狂言”印象深刻。
這樣的自信源于醫學專業知識的支撐。5年制的法醫專業，前三四年基本上都在學臨床醫學的內容，最后一兩年才會學習法醫和刑事偵查。
對尸體的傷口和現場布局，沒有任何一名辦案人員能比法醫有更全面深入的了解。但尸檢總需要一定時間，隨著偵查科技的發展、收集線索手段的增加，部分案件甚至在法醫得出死亡原因前就抓獲了嫌疑人。法醫的鑒定結論，從破案的導引，漸漸演變成了訴訟的證據。
偵查主導作用在淡化，好在針對法醫的偏見也日漸褪去。
“我高考的時候可沒想過以后會干法醫。”李建軍的父親是一名醫生，想讓他承繼父業。但錄取的最后時刻，李建軍從報考的臨床醫學被調劑到了法醫專業。23年后，李建軍的29名同班同學中，依然在法醫一線的只有4個人，大多改了行。
“過去工作條件也差，趕上案發在野外，田間地頭也沒法搭個棚子，往往就現場解剖了。裝備也不到位，血液噴濺到身上是常有的事兒。可那也不能說我干完活，把這身衣服扔了吧。工薪階層，哪扔得起，洗洗接著穿唄。”
但李建軍還是因為尸檢不得不拋棄過一雙鞋。
那是一具高腐尸體，“戴著三層口罩都遮不住味道”。因為清理尸體的水混著蛆蟲流到地面浸泡了鞋，尸臭的味道再難洗去，這雙鞋不得不提前報廢。這讓李建軍至今說起來都心疼得直嘬牙。
相比如此的工作環境，李建軍最害怕的其實是別人一聽他的職業就眉毛挑起來，“那態度就是赤裸裸的嫌棄。法醫的工作臟累不說，干的是刑偵的活兒，可哪有刑警說出去威猛勇敢”。
李建軍用下巴朝胡曉飛示意：“他們趕上好時候了，學法醫的也多了，社會對這個行業也有了更多的包容和認可。”
胡曉飛擁有河北醫科大學和中國刑警學院的雙學歷，已有7年工作經驗。從別人給介紹女朋友到結婚，他都沒有遇到太多的“職業障礙”。
和李建軍的愛人一樣，他的愛人也是一名醫生，相似的職業背景使她們對法醫工作有更多的認同。
有一次胡曉飛和愛人去餐館吃飯，倆人交流起人體腦組織結構以及發生病變的某種形態，說得過于投入，聲音也沒注意壓低。“一抬頭才發現，周圍的食客都用詫異的眼神看著我倆。我倆當時就樂了，也挺不好意思。”
即使如此，每次出現場的時候，很理解胡曉飛的愛人還是會叮囑幾句“記得穿防護服”。可面對高腐的尸體連續工作幾個小時，即使一回辦公室就洗澡換衣服，高腐尸體特有的味道還是能帶好幾天。
“習慣了，總得有人干。”胡曉飛淡淡地說。
曾經，他參與的一起案件剛好發生在夏季，胡曉飛和同事把兩名死者從現場抬出，在烈日下就開始工作。當3個多小時的勘查結束后，胡曉飛腰酸背疼，一屁股坐在地上，手往地上一扶，橡膠手套一下子就戳破了。“讓汗泡得一身衣服都濕透了。”
胡曉飛當法醫前是不抽煙的。“我老婆說我這是給自己抽煙找理由，還真不是。有時候一干就是幾個鐘頭，太累了，就靠抽根煙提神。”事實上，80%以上的兇殺案件發生時間都在夜間，大半夜被叫起來出現場，是每一位法醫的必修課。
目前，全省僅公安系統，就有近500名法醫。而以石家莊為例，十年間，公安系統法醫每年的解剖量正從300多具下降到140余具。當然，并非每一具尸體都絕對對應著一起刑事案件，但可以肯定的是，解剖量大幅下降的背后，是社會治安正越來越好。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胡曉飛的工作量讓鄭翠玉羨慕不已。
鄭翠玉是到石家莊市公安局拜師學藝的。縣局一年不會有超過十起刑事致死案件的尸體，即使算上火災、煤氣中毒等非正常死亡需解剖案例，一年也不過三四十具尸體要處理。可在11月15日到11月20日的一周內，他就跟隨李建軍進行了7起解剖案例。
“市局一個月的工作量，趕上縣里一年的。太忙了，感覺每天團團轉，學到的東西真是太多了。”鄭翠玉上學時主動選擇了法醫系，源自從小對“警察破案”的崇拜。“當時也沒想多么深，就是隱約覺得能去破案很厲害。”
事實上，縣里的刑偵技術人員少，法醫也會當痕檢人員使。有時候刑警中隊有抓捕任務人手不夠，相熟的刑警也會喊上他。“這份工作，大多數時候別人看不見。不過沒關系，案子因為我們法醫提供的物證有了突破能拿下，就特別有成就感。這就行了。”
最難忘的是那些傷害和創痛
法醫們的工作場景幾乎總和血腥關聯，很多人也就難免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有著大腿般粗壯的神經和碉堡樣結實的內心。
實則不然。
任何人的內心，都會有一池春水狀的溫暖。法醫也一樣。
多年前，步建衡出過一個現場，一個黑作坊煙花爆炸。“樹上、瓦礫中……”步建衡盡可能把每一塊尸體碎片都撿起、拼湊。“死者家屬失去親人已經很難過了，哪怕尸體只是更完整一點點，對他們多少也是一種安慰。”
采訪避不開的“俗問題”之一是這么多年哪一個案子印象最深。一年少說過手上百具尸體的李建軍坐在咯吱作響的椅子上，背靠著陽光微仰著頭，念出一個名字——死者遇害時還不到2歲，是一起惡性案件的受害人之一。
“特別感慨，一方面感慨嫌疑人的兇殘，一方面感慨無辜生命的逝去。”
而這起案件已經過去了15年之久。
李建軍一直在四處打聽，有沒有針對受害人家屬心理疏導的機構。很多時候，法醫做尸檢，家屬可以旁觀，他目睹過太多家屬在解剖室外哭得倒地不起，悲愴難抑。他也一直對刑事案件受害人家屬失去親人的創傷深有感觸。
最近讓李建軍對這個問題更加念念不忘的，是一起兇殺案的目擊者——一個跟隨姥姥、姥爺生活的4歲男孩。孩子的姥爺患有抑郁癥，棒殺了老伴兒后跳樓自殺。
“現場大量的血跡遍布房間，而男孩應該目擊了全過程。我到現場的時候，剛好看到同事把孩子抱出來。孩子的眼神呆呆的，我不知道這孩子的心理創傷要多久才可以修復，想起他就覺得特別難受。”李建軍說。
胡曉飛當了爸爸之后，解剖幼兒尸體時，再也沒有了過去那種源于學術和技術的、好奇心一樣的探究欲，而是多了些為人父母者對殘殺幼童行為的憤怒和深惡痛絕。
“有一起案子，父親殺了兩個親生孩子，做解剖的時候我就特別不理解，怎么下得去手。”胡曉飛推推眼鏡，兩腮的肌肉用力地動了動。
“解剖刀”們另一面的柔情，記者有幸見證。
11月21日下午，李建軍接到通知，通過嫌疑人指認，在某縣耕地挖出了一具尸體。出發時，司機李師傅特意打了一暖壺熱水放到車里。“沒準兒又得一夜。”
兩天前，李建軍其實已經到過這個挖掘現場，和辦案刑警們一道，一直挖到次日凌晨3時。但由于地貌變化，第一次挖掘沒有收獲。
21日這天，石家莊下起入冬以來的第一場雪。在野外，風刮在臉上，半個小時臉就木了。胡曉飛和鄭翠玉凍得耳朵通紅，在一米多深的大坑里一鏟一鏟地挖著已經出現的尸骨。
一個多小時后，尸骨漸漸清晰。
大部分尸骨提取后，在現場幫忙的人喊，太冷了，要不差不多得了。
李建軍不同意。
他要求用篩子一遍遍地篩尸骨下方的泥土。每一塊小土坷垃，鄭翠玉都仔細地捏碎，哪怕一枚趾骨都不放過。盡管這么小的骨頭很可能已經失去了法醫鑒定的意義。
“中國人有這傳統，重全尸，除去腐壞的，能找全的盡量找全，也是個安慰吧。”李建軍親手捧起受害人的遺骸，放入鋪好的床單，又仔細地打結包好準備帶回實驗室。
臨走時，他輕輕對著尸骨說：安息吧，我們會給你申冤的。
已經飄灑了3個多小時的微雪，漸漸停了。（記者 白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