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上海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的校長，鮑遠寶知道，自己的學校“離關門不遠了”。

3年來，招生成了他最頭疼的事情。一邊是日益空蕩的校園，學生數量從1200人直線跌至700人，一邊是在辦公室落淚的家長，懇求他想想辦法收留孩子入學。

將這些孩子擋在門外的，并非是緊張的學位，而是一張卡片大小的《上海市居住證》。

2013年12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規定，來滬人員適齡隨遷子女需在本市接受義務教育的，須提供父母一方在有效期內的《上海市居住證》，或父母一方滿兩年的《上海市臨時居住證》及靈活就業登記證明。

在滬繳納6個月社保，并提供合法穩定的住所證明，是辦理居住證的兩道主要門檻，看似不高，但對相當一部分農民工來說，卻怎么都夠不著。

新政頒布后第一年，鮑遠寶所在的浦東新區民辦航頭小學，新生數量從以往的200人銳減一半。今年9月，只招到30個符合條件的孩子。他了解到，有學校甚至只招到1名學生。

他知道，寒冬來了。從辦學之初他便明白，此類學校“只是一種過渡”，遲早會隨時代變遷而謝幕。

進不來，回不去

老鮑絕不是唯一一個遭遇招生困境的校長。

這3年間，他不止一次聽到其他校長感慨，“生源萎縮得太厲害。”一位在上海從事農民工子女教育工作、要求匿名的人士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一些農民工子弟學校現在到了“生死攸關”的時刻。有的學校全部學生加在一起不足10人。

在老鮑看來，入學門檻的提高無疑是重要原因。有學者作過統計，上海及北京市繳納社保的農民工不到四成，“大多數人在這一環節就被卡住了”。

在上海打拼了17年的安徽人老吳，為了讓女兒升入小學，“用盡了全部力氣”。然而，好不容易跨過社保這道坎，他卻倒在了“合法住所證明”上。

一年半前，他便開始為孩子入學仔細規劃。先前做小生意的他，特地換工作到一家能交社保的快遞公司，全家也從15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一間更大的平房里。在賓館做清潔工的妻子心疼不已，房租從每月450元漲到了500元，只為租一間有房產證的正規房。

沒想到，老吳還是沒拿到那張長86毫米、寬54毫米的居住證。

公司起初為他繳納的是浙江寧波市的社保，要求滿一年后才能給轉成上海社保。在他的再三懇求下，公司給他提前了兩個月。孩子入學報名時間一天天逼近，一熬到社保滿6個月，老吳便趕緊找到房東，辦理房屋租賃合同登記備案證明。

房東原本答應配合，最后一刻卻反悔了。村里人告誡他，“不要將房產證借給外地人辦居住證，小心孩子以后把戶口落在你家。”

老吳并不怪房東，只是自己默默嘆氣。他知道房東“是個好心人”，“只是被村里人的話嚇壞了”。

后來，為了養家糊口，老吳又辭了快遞公司的工作，貸款買車，跑起了網約車。幾個月后，他才知道辭職后之前繳的社保也沒用了，居住證更加遙不可及。

“農民工一般租不起正規小區里的房子，提供合法穩定的住所證明，難度不亞于辦社保”。老鮑說。

在新政實施前的2012年，上海市農民工子弟學校在籍人數為13.6萬人。3年后，這個數字減少為9.8萬人。

一張小小的居住證，賦予了外地人許多戶籍人口享受的權利。老吳最渴望其中一項——讓女兒在身邊長大。

“進不來，回不去。”提高門檻不讓進，所以進不來；老家沒人了，所以回不去。這正是老吳女兒的真實寫照。

這個打工者家庭在老家“種出的稻谷還不夠全家人吃”。一家三代都來到了上海，如今老家只剩下孩子70多歲的外公外婆。

老吳的妻子濕著眼眶說，要不是自己的父親得了胃癌，她或許還會“狠狠心把孩子送回去”。更多的時候，她只是怪自己，“早知道現在這么難，就不生這個二胎了！”

上海進入“門禁時代”

老吳是上海982萬外來常住人口中的一分子。

這是最新的統計數字。每10個在上海常住的人中，就有4個是外地人。2015年，這個數字首次出現下降，外來常住人口減少了15萬人。一些學者認為，這些流出人口多為外來務工人員。

數字背后是上海市越來越嚴格的人口調控政策。今年8月發布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草案）》中，202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目標被設置為2500萬人，此后20年將實現零增長。目前距離2500萬人只有85萬人的差距。

老吳居住的那個郊區小鎮，原本經歷著人口的快速增長。每年有兩萬人涌入這座小鎮。外來人口多過本地人。鎮上常常聽到混雜的外地口音。

在這里，四五百元就可以租到村民私宅中的一間，第一次來這里的人，很難想象自己身在國際大都市上海。但是對于老吳這樣的外地人來說，這里生活成本低廉，離繁華的外灘不過30公里，坐公交車就能觸到地鐵線的末梢。這里是他們上海夢的起點。

然而，這幾年，留下來不再那么容易。兩年前，鎮上便提出“實現人口調控‘零增長’的目標”——此前的提法則是“導入15萬人口”。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推進，教育資源緊缺等“大城市病”愈發顯著，包括上海在內的大城市都將人口調控列入城市發展規劃中。

上海市流動兒童的入學門檻提高，便基于人口調控趨嚴的大背景。

校長老鮑記得，新政出臺前入學門檻很低，“基本上只要拿著農村戶口本來，去街道上辦個證明，都可以入學。”在不少校長看來，那是上海對流動兒童大門敞開的時代，也是上海農民工子弟學校的黃金時代。

上世紀90年代，老鮑從安徽老家來到浦東航頭鎮。這個位于奉賢、閔行和浦東新區交界之處的小鎮，農民工大量聚集。瞅見機會的老鮑，在家鄉的公辦學校辦了停薪留職，加入了當時頗為壯觀的“簡易學校”辦學潮。

當時，在上海市舉辦農民工子弟學校并不困難。只需在人口流出地辦理“跟蹤辦學證”，在上海報備，外地人便可在滬開辦學校。一時間，上海涌現出500多所“簡易學校”。

2008年，上海市在全國開創先河，宣布將在3年內為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全埋單。每名學生每年補貼的金額從2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6000元。162所農民工子弟學校逐漸被納入民辦教育規范管理，共提供12萬個免費義務教育學位，被稱為“納民”行動。

“農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的難度也大大降低了。”上海市農民工子女教育專業委員會主任周紀平告訴記者。根據相關數據，在“納民”行動實施的同時，民工子女進入公辦學校的比例提高了約30％。

隨著財政投入的加大，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陳媛媛研究發現，在這些民辦學校學習的孩子，正在一點點進步。原先他們和公辦學校學生的數學成績平均相差十幾分，4年后差距縮小了一半。

上海這一舉動極具示范效應。政府購買學位的“上海模式”，被東莞及深圳部分行政區效仿，廣西等地也有政協委員提議借鑒。不少學者認為，上海市的政策體現了教育公平的導向。

然而，政策在2013年年末發生了巨大轉變。上海的農民工子女學校進入“門禁時代”，居住證成了識別身份的關鍵芯片。一年后，入學又增加了一項門檻——兒童既不能小于6周歲，也不能大于7周歲。這意味著，去年沒趕上入學這班車的外地孩子，下班車也趕不上。

此后，陳媛媛發現，在農民工子弟學校上學的孩子，學習成績的進步勢頭停滯了，甚至稍許還有些退步。

失學與留守之間

政策收緊后，沒能入學的孩子去哪兒了？老鮑認為，學校減少的500名學生中，不少最后成了留守兒童，因為“父母為了生計只能留在大城市打工”。每每讀到關于留守兒童的報道，他都會感到“有些心痛”。

他認為，政策無形中制造了更多的留守兒童。

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劉玉照曾跑到上海最大的外來人口流出地安徽調研，發現有孩子從上海回流，但很少有父母一同回來。他們大多寄宿在半軍事化管理的民辦學校，周末不回家，有的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

他還去了上海周邊的浙江嘉善和江蘇太倉，也找到一些因未能在上海入學而轉去的孩子。上海民辦康橋工友小學校長高有成驚訝地發現，他的學校今年只招到9名學生，老鄉在蘇州開辦的農民工子女學校卻人滿為患。

“我去參觀時，他辦公桌上擱著一個大塑料袋，里面全是托關系想把孩子塞進學校的紙條。”這位校長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一個班上塞了100多號人。”高有成的學校如今只有300人，老鄉的學校和他的面積一般大，卻裝了2000多名學生。

不過，仍有許多像老吳一樣的家長，陷入了深深的焦慮中。他們既不愿意讓孩子失學，又不愿讓孩子成為留守兒童。

今年3月，一位云南籍外來務工人員，因為孩子不符合入學條件，老家又無親戚，每天將女兒強行送到上海閔行區某校門口后離開。在多次協調無果后，校長決定冒著“違規招生”的風險，收下這個孩子，學校承擔了她的學費。

老吳則最終選擇讓女兒成了一名沒有學籍“潛伏”在上海的“黑生”。在上海出生成長，6歲的女兒和城里的孩子一樣活潑。夢想“當舞蹈家”的她，常常叉著腰揮舞著小手臂，給老吳表演幼兒園學的舞蹈《小蘋果》。

兩年前，因為有兩個孩子需要上學，老吳姐姐一家人都回了安徽。但老吳總想著“再拼一把”，他清晨6點出門跑車，半夜回家，心中時刻橫著一個賬本——每天需要掙400多元才能負擔起買車的貸款和女兒的學費。

“違規招生是出于無奈。”一位校長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有許多家長給他算賬，陪孩子回老家的話，收成好一年也只能掙個幾千元，讓孩子留在上海，雖然要自己承擔學費，但省了回去探望的成本，孩子也不會成為留守兒童，或者造成夫妻分居。

“我是一個校長，教書育人天經地義。農民工子弟學校就是專門教育農民工子女的，這個學生不讓收，那個學生不讓收，我干得還有什么勁呢？”他說。

在調研了十幾所幼兒園后，劉玉照得知，能夠順利升入小學的外地孩子不到一半。

他還發現，許多原本可以升入職業學校的學生也被卡住了。自2008年起，上海市每年統計不計劃回老家讀高中的外地初三應屆生數量，并制定相配套的職高招生指標。然而，近兩年來，約一半的指標都被浪費了，主要因為家長不符合持有居住證等條件，導致孩子無法入學。

“一方面上海本來就缺技工，一方面很多孩子在上海長大，不愿回老家，初中畢業剛好15歲，既不能升學，也沒達到招工的合法年齡。”劉玉照認為，這部分因為政策被卡在中間的孩子，只能賦閑，可能會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

偉大的城市不要害怕有窮人

“有供給的地方沒需求，有需求的地方沒供給。”在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陸銘的眼中，這是中國當下不少問題的癥結。他認為，供需出現矛盾的時候，首先要考慮增加供給，而非限制需求，尤其是根據身份限制需求。“如果教育資源短缺，就讓民間力量開辦學校。何況現在不是教育資源短缺，而是民辦學校招不到學生”。

老吳也渴望“政策能松動一點”。哪怕仍然辦不了居住證，但如果政策能允許女兒在民辦學校自費借讀，他也“心滿意足”了。“至少孩子上學不用偷偷摸摸了”。

不過，對于老吳和許多其他家長來說，學費仍是一筆很大的負擔。多年來，不少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曾提議，嘗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給所有適齡兒童配發義務教育卡，卡里充值中央和地方政府為義務教育撥付的所有費用，無論其父母到哪個城市打工，憑卡便可實現轉移支付并在當地入學。

劉玉照認為，上海以居住證作為門檻，并非完全沒有好處，至少它給流動人口提供了一個階梯性的福利，之前則沒有階梯性。

“實際上它為農民工長期居留在城市，打開了一個通道，但同時也給另外一部分人關閉了通道。只不過目前這個門檻比較高，能達到要求的人比較少，而受到影響的人比較多。”他解釋。

但他也強調一點：“人口流動基于地區差異，短期內這個差異不可能彌補。”

“如何在保障流動兒童受教育權和城市發展之間，尋找到一個均衡點，成了當下我們急需解決的問題。”一位受訪者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呼吁。

橫向比較世界上其他大都市后，陸銘發現，如果技術先進、管理到位，人口密度高并不一定導致“大城市病”。比如，東京都市圈有約3600萬人，集中了日本總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全日本人口負增長的情況下，其人口依然在持續增長。同時，東京地鐵、輕軌、鐵路等方式輻射各地，街區生活便利，小馬路如毛細血管般密集，商鋪分布兩邊，促成了規模經濟的形成。

陸銘清楚地記得，在一次國際會議中，一位加拿大學者好奇地問：“中國城市化進程剛剛過半，中國人為何已覺得大城市的人太多？”在美國、加拿大等早已完成城市化的國家，人口仍在向大城市集中。

“北上廣深，我們當然需要吸引所謂的精英人群，但是精英不是活在真空里的，他們也需要輔助崗位，也需要清潔工，需要保安，需要保姆。”陸銘相信，如果大城市只要精英，不要低端勞動力，不符合經濟規律。

“很多低收入者恰恰構成了一個城市的活力。”在他的理想中，“一個偉大的城市不要害怕有窮人”。他舉例說，麥當娜剛到紐約的時候，也很窮，住在地下室。北京上海可不可能只要麥當娜，不要年輕的麥當娜？

在新書《大國大城》后記中，陸銘給未來寫了一封信。他先寫道，“回想這些年來，我們這些讀書人寫了不少文章來呼吁城市化和農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難重重……”

不過，在信的結尾，他表示了信心，“我相信，中國也一定能實現公正而有效率的發展。有無數的人在為之努力”。（記者 郭路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