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抗洪”的場面，在很多人的記憶里，并不遙遠。那年長江流域性的大洪水，致長江中下游五省死亡1500多人，直接經濟損失約2000億元。而2016年進入汛期，尤其是入夏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大到暴雨連續發生，多地幾個小時內就狂瀉全年10%的降雨，安徽、湖北、江蘇等省接連告急。時隔18年之后，長江洪水的魔獸又一次大規模施威，再度考驗著中國的防洪抗洪能力。

與當年相比，形成洪水的氣候與造成的災情并不完全相同，而當今的中國，再度面對洪水肆虐，應對的機制與手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整個中國社會對洪水的認識也在進化。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這些年來防洪抗洪能力究竟得到了哪些提高？是否足以化險為夷，讓當年洪水肆虐、驚心動魄的場面不再重演？

防洪體系已形成

1998年長江大洪水時，三峽工程剛剛在1997年實現大江截流，而長江上游也沒有一座可以用于調度攔蓄洪水的水庫，1998年投入使用的二灘水電站也是2011年才真正落實防洪庫容。

18年后的今天，長江防洪能力今非昔比，防洪體系已初步形成。經過多年努力，長江流域已基本形成了以堤防為基礎，以三峽水庫為骨干，其他干支流水庫、蓄滯洪區、河道整治工程相配套的防汛抗旱工程體系。

2008年，三峽水庫成功實現175米試驗蓄水，長江水利委員會開始研究三峽水庫防洪調度。經過幾年的科學研究，2009年《三峽水庫優化調度方案》獲得國務院批復。按照這一方案，三峽水庫擁有221.5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在科學調度的前提下，可以抗擊1998年級別的洪水，基本不用啟動分洪區。特別是長江上游水庫群的陸續建成，對長江流域防洪的聯合調度效應開始形成。聯合調度的上游水庫群，從2012年的10座、2013年的17座，到2014年達到了含三峽水庫在內的21座。

長江防總副主任陳桂亞日前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長江上游21座水庫群的防洪庫容總計363億立方米，可以攔蓄洪水、削減洪峰和錯峰，為中下游減少65億立方米的洪量。到2022年，上游兩個大型水庫陸續投入使用，還將增加100億立方米的防洪庫容。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水資源研究所名譽所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浩日前也表示，長江流域在干支流上已建成大中小型水庫5萬多座，總庫容3500多億立方米，其中已建成和基本建成的較大作用的防汛水庫共52座，總防洪庫容達627.85億立方米，通過實行流域梯級水庫統一聯合調度，可有效緩解中下游防洪壓力，如7月1日長江1號洪水，三峽入庫流量達50000立方米/秒，經三峽攔蓄后，控制出庫流量31000立方米/秒左右，削減洪峰流量19000立方米/秒，削峰率達38%。

如果說大大小小的水庫大壩是長江防洪的安全堡壘，那么堅固的堤防就是護衛防洪安全的“水上長城”。王浩介紹，上次全流域大洪水之后，國家對長江中下游河道、堤防進行了加高加固等綜合整治，基本完成了中下游干堤的達標建設，有效提高了中下游河段的防洪能力；此外，對長江防洪體系中重要的一道防線蓄滯洪區，實行圍堤加高加固、平垸行洪、退田還湖、移民建鎮等工程的建設，為蓄滯洪區運用創造了一定條件。據了解，長江中下游干流安排了42處蓄滯洪區，總面積約1.2萬平方公里，有效蓄洪容積近600億立方米。

資料顯示，1998年后，國家和沿江各省投入大量資金對長江干堤進行加固維護，僅1999年的投資，就相當于新中國成立后所有投資的總和。到2002年，經過4年的建設，跨越鄂、贛、湘、皖四省的長江中下游干堤加固工程基本完工。此后，國家又開展長江重要堤防隱蔽工程建設。“隱蔽工程”分布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四省，共28個項目，總投資64.94億元，共涉及堤防長度1935公里，河勢控制項目涉及河段長630公里。經過10多年的建設，如今的長江大堤，已成為固守長江兩岸的“鋼鐵長城”——長江流域6.4萬公里的堤防，可繞地球赤道一圈半還多。

抗洪機制更健全

近年來，我國政府已將制定突發災害和公共事件應對措施、主動防范風險提高到維護國家安全、社會穩定和保障人民群眾利益的重要位置。2006年1月份國務院發布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水旱災害被列為自然災害類突發公共事件的首位。國務院首批發布的5個自然災害類突發公共事件專項應急預案中包括了《國家防汛抗旱應急預案》。

在應急管理體制與機制的不斷加強下，如今的長江防汛機制比以往已經大為改進。從長江委、沿江各省防指到沿線市縣防辦，長江防汛的體制機制日益健全成熟。

長江防總總指揮、湖北省省長王國生今年在部署防汛要求十分明確：“嚴格落實主體責任，強化行政首長負責制，建立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責任體系，逐級分解任務，層層落實責任主體。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同志在汛情發生時，要深入一線，靠前指揮。”“換屆不換防，換屆不換責”是湖北省委省政府的鮮明態度。

不僅僅是湖北，長江沿線各地都已經形成了成熟的責任機制，防汛責任從省長、市長層層傳導到縣長、鄉長各級防汛責任人，將責任明確到具體崗位、具體工程、具體人員，實現責任從上到下、從面到點的全覆蓋。責任制是落實防汛工作行之有效的辦法，它就像一根巨大的發條，一下子激活了全部鏈條的每一個環節，讓防汛的每一項工作扎實有序地運轉起來。　　　

隨著防洪安全需求的提高，防洪決策支持技術也日益得到重視，并且已經逐步發展成為水利信息化建設的核心內容之一。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長江科學院的“長江防洪模型建設關鍵技術研究及應用”研究項目曾榮獲2015年度大禹水利科學技術獎一等獎。這個項目所取得的成果達到國際領先水平，在《長江流域綜合規劃（2012—2030年）》和《長江中下游干流河道治理規劃》（2013年）等十余項流域規劃的編制與修編中得到應用；為長江防洪調度與決策、長江中下游河道與航道治理、流域水行政管理等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撐與科學依據。

科學預警 實時監測

及時獲取信息，提前了解趨勢，準備才能更充分，應對才能更從容。從會商研判到決策指揮，從預報預警到信息共享，從精準定位到實時監控，相較于過去，長江防汛的重點環節和部位都得以升級完善。

八百里洞庭出水口道的城陵磯水文站，已經超過百歲，而這座水文站肩負著持續監測著洞庭湖及長江干流的水情變化的重任，是反映長江汛情的“晴雨表”。在這里已經干了25年水文測報工作的彭艷明介紹：“1998年那時候，測流一次大概需要兩到三個小時，汛情緊急時候一天測兩次，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然而現在，城陵磯水文站運用ADCP（聲學多普勒海流剖面儀）測流操作，整個過程只需大約半個小時，測流的數據瞬間就能同步顯示在長江防總和國家防總值班室的大屏幕上。

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專職副主任徐少軍回憶，1998年汛期，報汛用得最多的是“打電報”。“每天報三次，早上8點、下午2點、晚上8點，水位流量靠的是人跑過去測，然后回來用電報傳輸。”如今人人都有手機，指揮、調度、協調、溝通快捷。更為重要的是，長江流域所有的水雨情監測都實現了自動化，依靠現代化的監測站點和設備，自動報汛。

現代通信和監測手段的運用，已使長江流域汛情監控系統發展到了“當年不可想象”的地步。長江上游實行聯合調度的水庫與長江防總之間已建成了網絡專線，可實現信息的推送、交換和共享。現在，20分鐘以內，全流域所有報汛站點的信息可匯集到長江防總，30分鐘以內可報至國家防總。事實上，很多信息10分鐘之內就到了。技術手段的進步，不僅為防汛指揮決策提供支撐，也提升了防汛的信息化水平，使工作更高效，行動更有力。如今，大到衛星云圖、工程布局，中到水利工程運行狀況、實時水情，小到閘門啟閉、道路積水情況等等，長江防總指揮部都能洞察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氣象水文預報預測技術的大幅提升，提升了預報精度、準度。同時，指揮體系建設、防汛預案設置等，都比18年前完善了許多。這些非工程體系建設，織就了一張全面、專業、快速、靈活的防洪體系保障網絡。

抗洪先需加強濕地保護

盡管洪水屬于氣象災害，但人為因素也不可忽視。土地用途的改變以及因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而對洪水易發區進行的開發，特別是濕地的減少，都使得洪水的風險和危害性不斷提高。

著名生態學家、復旦大學陳家寬教授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訪時表示，今年入夏以來的大降雨多集中在長江以北，這種特點與1998年有很大不同，主要因為全球氣候變暖導致降雨區北移，而且強度發生變化，使得降雨量波動劇烈，暴雨發生概率大幅度增加，今年的降雨量僅次于1954年。陳教授認為，這種降雨特征將會是一個常態，國家有關部門必須對長江洪水的這個引發趨勢引起重視。

陳家寬教授還表示，長江洪水頻發，流域濕地面積的減少，納洪作用大大削弱是一大原因。建國后，大量湖泊雨與江河被人工堤壩阻隔，填湖造田和近年來的房地產開發都使得濕地面積造成了大量減少。比如千湖之省的湖北，如今只有300多個湖泊；洪湖的面積也已經由解放初期的120萬畝縮減到如今的50萬畝。

有資料顯示，長江流域濕地保護現狀不容樂觀，濕地面積減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下降的嚴峻形勢沒有根本性扭轉。相較于上世紀50年代，長江中游70%的濕地已經消失。沒有了濕地的納洪作用，洪水就必然毫無緩沖可言，洪災也一次比一次更為嚴重。

不得不提及的一個遺憾消息是：中國濕地面積8億畝的紅線或將被突破。國家林業局、中科院等部門和機構的監測還顯示，在過去半個世紀里，中國已經損失了53%的溫帶濱海濕地。過半的濕地成為光鮮的城市或者肥沃的良田之后，也就失去了強大的泄洪功能。一旦遇到同等的降雨量，那么必然面臨著雙倍的壓力。

陳家寬教授呼吁，長江生態環境的保護離不開完善的機制保障，不能基于短視的經濟和城市發展的需要，不斷地圍墾和建設，進行掠奪性開發，導致“地球之腎”千瘡百孔。長江經濟帶的保護和在此基礎上科學的開發，比抗洪手段進步更重要。(記者｜劉朝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