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在文藝作品中,是汪曾祺筆下“晃著鳥籠,到天壇城根、玉淵潭去會鳥”的模樣,是老舍話劇中遛夠了鳥后“到茶館歇歇腿、喝喝茶”的模樣。百年間,歷史的風云經過城市的每個角落,北京城不斷多元化、國際化。然而,老北京的故事卻依然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您要是找老北京人,就是那胡同里頭有,還真有。你瞅,由東單說,一直到北新橋,都有。那房啊得講什么呢,講整磚到頂,磨磚對縫。”翻開《老北京人的口述史》和“北京口述歷史”系列叢書,老北京的神情與風采從老人們的一段段回憶中走出,躍然眼前。
關注胡同里的百年人生,尋找京郊的八旗后裔,探訪年過古稀的京劇演員……近年來,一群致力于北京口述史工作的學者走遍了京城的城區(qū)和郊野,尋找著那些被人關注和被人遺忘的故事。
用普通人的記憶記錄城市的變遷
“那陣兒茶館人多著呢,要不怎么著,天天提籠架鳥的,一早起來就上茶館,這是他生活的一半。那陣兒上茶館不費勁,幾個子兒,一個碗兒,帶包茶葉,到那兒就一天。”
這一段敘述來自世代住在朝陽門外南營房的關松山老人。南營房,原為清代駐扎八旗兵的兵營,近年來“北京熱”升溫,南營房則成為尋訪“京味兒”的必去之處。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定宜莊的口述史著作《老北京人的口述歷史》出版,在數(shù)十位口述者中,關松山所回憶的五光十色的老北京生活以及他所表現(xiàn)出的老北京人對待生活的達觀態(tài)度,給定宜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像我父親那陣兒,他好走會(走會是一種傳統(tǒng)民俗歌舞表演,主要集中在春節(jié)至元宵節(jié)前后,后改稱花會)。那個時候村村有會,什么會全有,分文會、武會。你就拿東岳廟說吧,東岳廟是3月開廟,開半個月,天天有會,全都是各行各業(yè)組織的,進龍會、傳香會、百紙會、百紙獻花會、百紙放生會,這全是文會,我父親是文會,也會吹笛子,也會吹嗩吶,也會吹管子。”
走會、摔跤、拉洋車、京韻大鼓……在關松山老人的口述中,有許多關于北京民俗活動的回憶,這些北京民俗雖然常見于各類書籍文獻中,關松山以親歷者的角度敘述出來,讓這些民俗活動生動、真實地浮現(xiàn)在眼前。如今位于北京朝陽門外的東岳廟,正是北京民俗博物館的所在之處。
“接觸到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我才終于找到一個能夠進入北京歷史的深處并且將它表達出來的門徑,那就是通過對若干人進行口述訪談的方式,從個體的角度,即從個人的生活經歷和生命過程的角度入手,來追溯百年來北京城的歷史。”定宜莊說,她所關注的是以北京人自己的口,來講述他們在這座城市所親歷的生活、感受,以及對祖先的記憶。
尋找被遺忘的人與事
2015年,由定宜莊主編的“北京口述歷史”系列叢書出版,首批成果包括《個人敘述中的同仁堂歷史》《宣武區(qū)消失之前》《找尋京郊旗人社會》《詩書繼世長》《學院路上》五部。定宜莊和她的團隊通過多年的尋找與挖掘,令許多正在被人遺忘的故事走進了歷史視野。
《找尋京郊旗人社會》一書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邱源媛,對以順義為重點的北京郊區(qū)及部分河北地區(qū)做了多次田野調查,走訪了十個村莊,對30余名莊頭后裔做了口頭訪談。“莊頭”是清代生活在八旗莊園體制下的旗人群體。他們中不少人居住在如今的北京郊區(qū),曾經是該地區(qū)的主要居民。通過三年的田野調查,邱源媛發(fā)現(xiàn),這些京郊的莊頭后裔雖然人數(shù)眾多,但他們對祖先的記憶,卻在一代一代的沉寂中,被他人,甚至被自己所遺忘。于是,邱源媛通過口述訪談、民間文獻以及官方史料相結合的方式,對清代畿輔地區(qū)的旗人社會進行了大量的記錄。在莊頭后裔的口述中,獲得了許多關于清代土地制度與宗族制度的史料。
“日午燒來焦且爛,喜無膻味膩喉嚨。”清代楊靜亭在《都門雜詠》中賦詩贊揚并記錄下了北京的名吃“燒羊肉”。近年來,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滿學所博士后楊原對“北京小吃第一人”陳連生進行了口述史專訪后,卻從陳連生的口中得知了“燒羊肉”這道小吃不為人知的故事——由于過去沒有冷藏技術,“日午燒來焦且爛”這樣的烹飪方式主要是為了掩蓋夏季變質的肉味。
一件烹小鮮的事引發(fā)了楊原的許多思考,他說,一些行業(yè),包括民俗曲藝界的歷史文獻,通常由文人來記載,因此,許多只有行家知道的故事都在失傳。近年來,楊原關注了許多如陳連生這樣的老北京手藝人、曲藝人,希望以記錄他們生命歷程的方式尋找被遺忘的歷史。
“使那些不掌握話語權的人們都有發(fā)出自己聲音的可能性,使這些人的經歷、行為和記憶有了進入歷史記錄的機會,并因此構成歷史的一部分。”定宜莊認為,口述史具有民間性,從這層意義上說,口述史學對于傳統(tǒng)史學,具有顛覆性和革命性。
在追趕時間中記錄歷史
在定宜莊及她的口述史團隊看來,一部口述史就是一個人的生命史。那么,生命的消逝就是口述史學者最為痛心的事。定宜莊常常將口述史工作形容為“撈稻草”,“撈到一根是一根”。
楊原告訴記者,他曾做過一位北京曲劇團“子弟書”老演員的口述史,但沒等訪談結束,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就去世了。子弟書是清代八旗子弟中流行的一種曲藝形式,民國時期就已基本在舞臺上絕跡。隨著曲藝傳承人的逝去,許多不為人知的歷史更加無跡可尋。因此,通過口述史搶救傳統(tǒng)文化的任務就更為迫切。
2016年1月,收藏有西城區(qū)百歲老人口述歷史的博物館“百歲苑”正式對外開放。目前,“百歲苑”已收藏了二十余位老人的老照片、老物件近三百件,其中不乏一些珍貴歷史資料;2016年4月,大柵欄街區(qū)的口述歷史著作《大柵欄石頭社區(qū)故事匯——講述老百姓的故事》出版。
來自北京各個基層地區(qū)自發(fā)進行的口述史工作大大豐富了北京城口述史的內涵。定宜莊提醒,在這個“大家來做口述史”的時代,口述訪談、文獻整理固然十分重要,但同時也要注意避免“二次流失”。首先,要對材料加以甄別、選擇和研究。其次,要借助高科技的手段進行保存及檢索。目前,其團隊多年積累的口述史影音資料已交由北大信息中心保存。
據(jù)悉,“北京口述歷史”系列正在籌劃擴充中,而北京人的故事也將在城市的更新與迭代之中繼續(xù)流傳。(記者 陳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