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著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的腳步不斷前進
--紀念多黨合作制度確立60周年
孫家駒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60周年，是人民政協成立60周年，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會制度確立60周年。60年來，我國多黨合作制從確立到不斷完善，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回顧和總結60年來我國多黨合作制歷程，有曲折，有發展，有飛躍，一些理論研究者把它歸納為四個階段 。民建中央前主席孫起孟把它描述為三次飛躍，即第一次是1949年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告成立中國人民共和國，制定共同綱領，組織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次是在1956年回答了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民主黨派有沒有必要繼續存在的歷史課題，毛澤東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第三次則以中共十一屆三次全會為歷史里程碑，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開創了我國多黨合作新的發展時期。中國民主同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大格局中，在一次次的飛躍中，不斷加強自身建設，和著多黨合作事業發展的腳步不斷前進。
一、參加新政協和開國大典，為實現共同綱領而奮斗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召開和《共同綱領》的制定，標志著我國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建立，也標志著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的初步確立。在新政協的籌備、《共同綱領》的制定、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等國家重大決策中，民盟自始至終是積極參與者和重要組成者。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選舉了以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劉少奇等6位副主席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民盟中央張瀾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有民盟成員高崇民、沈鈞儒、黃炎培、馬敘倫、彭澤民、李章達、章伯鈞、柳亞子、張東蓀、張難先、龍云。其中，黃炎培任政務院副總理，是四位副總理之一，15位政務委員中有民盟成員章伯鈞、馬敘倫、羅隆基。此外，還任命沈鈞儒為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章伯鈞為交通部部長，黃炎培為輕工業部部長，馬敘倫為教育部部長，史良為司法部部長，胡愈之為出版總署署長，彭澤民為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馬敘倫為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還有不少民盟的領導人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領導工作。
二、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社會階級結構發生極大變化，作為民主黨派為基礎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成員逐步變成社會主義勞動者，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已基本結束，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初步得到確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應不應該有多黨，要不要實行多黨合作？毛澤東借鑒前蘇聯的經驗教訓，總結了全國多黨合作的歷史經驗，指出：“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是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956年9月，中共八大政治報告正式確定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確立，正是包括民盟在內的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的親密合作的結果。這一方針不僅是作為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主題下，中國共產黨處理與民主黨派關系的基本方針，也為社會主義整個歷史階段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合作奠定了理論政策基礎。標志著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得到進一步確立。
為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民盟中央分別針對“高等院校黨委負責制”“科學規劃”“有職有權”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4個專題進行研究，并形成了《關于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我們對于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草案初稿）》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盡管這些意見和建議在后來反右斗爭擴大化中，沉冤二十多年。但它仍是民盟對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八字方針的積極行動和肺腑之言的表達。
三、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毛澤東關于多黨合作的思想，糾正了毛澤東晚年的失誤，提出了適應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客觀需要，符合歷史規律和時代特色的新時期多黨合作的理論、方針和政策。開辟了新時期多黨合作的新局面，促進了多黨合作事業的新飛躍。
1979年鄧小平重申毛澤東1956年提出的“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并對我國的多黨合作用政治制度加以界定。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要繼續堅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方針，把多黨合作強調到新的高度。1987年，中共十三大正式提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并把逐步完善這個制度作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1989年，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進一步明確了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內容之一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1993年八屆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展”載入憲法，上升為國家意志。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提高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的高度，列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綱領，提出繼續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的制度化、規范化。
在新的歷史時期，民盟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為新時期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積極貢獻智慧和力量，使民盟的歷史步入新的輝煌。
1979年10月，民盟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決定把民盟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軌道上來。在新的歷史時期，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參與經濟建設、文教建設和其他方面重大問題的協商和討論；參加國家大政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履行參政議政、民主監督的職責。同時，進一步調動盟員和所聯系的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在做好本職工作地基礎上，采取多種形式開展以智力開發為主要內容的面向社會、為“四化”建設服務的活動。1983年至1997年民盟中央提出了為經濟建設“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的號召。通過實踐走出了一條開發民盟智力資源，參與國家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的制訂與實施的新路子，尤其是在參與教育改革和智力扶貧方面，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設、健全參政黨機制，做出了不懈努力。
四、加強參政黨自身建設，突出政治交接主線
中共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確定了黨在新世紀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發展目標，使多黨合作事業、統一戰線和民主黨派工作在中國政治發展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具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2004年初，胡錦濤同志在黨外人士座談會上指出，要認真總結多黨合作實踐的好經驗好做法，著眼于推動社會主義社會政治文明建設，進一步推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扎扎實實地把我國多黨合作事業推向前進。2005年2月中央下發《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的意見》，提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是我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胡錦濤在中南海黨外人士迎春座談會上，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就進一步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建設提出明確要求，指出 “既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又要促進多黨派合作；既要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又要發揮民主黨派參政議政的作用；既要重視做好民主黨派的思想引導工作，又要真誠接受他們的民主監督；既要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又要積極支持民主黨派加強自身建設，使執政黨建設與參政黨建設相互促進，更好地統一于多黨合作、共創偉業的歷史進程中”。胡錦濤關于執政黨建設與參政黨建設相互促進論斷的提出和深化，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第一次。
民盟自八大以來，中央領導集體開始了人員上的新老交替，如何把民盟與中國共產黨在長期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團結合作的實踐中形成和積累的基本經驗繼承下去，發揚光大，順利實現政治上的交接，成為新的領導集體面臨的政治任務。新一屆中央領導清醒地確定了“突出政治交接主線，抓好自身建設和參政議政工作”的工作思路，面向新世紀提出“把民盟建成高素質參政黨”的目標。圍繞完善現代國民教育體系，就農村義務教育保障機制、農村職業教育與勞動力轉移培訓、高等教育改革與創新等問題進行系列調研，提出了大量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為國家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人才強國戰略、制定相關政策、建設人力資源強國提供了重要依據。在推進定點支邊扶貧，探索形成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有效形式，為幫助貧困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發揮人才和智力資源優勢，就發展海洋事業、加強災害與社會管理、發展生物技術產業、促進兩岸經濟和文化交流等問題，舉辦論壇、開展研討，開拓了參政議政新領域新途徑。工作力度前所未有，成績可圈可點，堪稱是改革開放以來民盟工作最好的發展時期之一。
相信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繼續發展，中國民主同盟的歷史進程必將更加輝煌。
作者：煙臺市芝罘區政協委員 民盟煙臺市委組宣部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