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三八”——談我國婦女的政治地位
山東省圖書館 李群
一位西方政治家曾經指出：“女性，使政治世界人性化了。”不過，女性參政的意義并不僅僅在于在政治中加入人性的因素，更在于打破男性壟斷政治權力的傳統格局。事實上，政治領域的兩性平等，恰恰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標志。無論是構建政治文明，還是營造民主社會，女性參政都是無法繞開的關節點。
政治參與和權力配置的兩性失衡，僅僅是一種表象，其背后則是排斥女性參政的狹隘觀念、人文心理、現實體制等等，這些盤根錯節的因素，共同交織成了“政治，讓女人走開”的社會大環境。
不少地方選拔領導干部時，一直有意無意地奉行兩性區別對待的潛規則：女性即使德才兼備、能力出眾，也只能長期原地踏步，或者只能在領導班子中當配角，男性即使品行素質都有瑕疵，也無礙于委以重任、挑起大梁；男性年過半百仍有上升空間，女性一過45歲就只能“站好最后一班崗”……排斥女性參政的狹隘觀念、人文心理還表現在：“哪個地方選了一個女市長、女部長，馬上就有人議論她父母是誰，愛人是誰，或者誰替她說話了，大家就找她的后臺，而不是評論這位女性德才怎么樣，符合不符合官員條件。另外，同樣的工作，如果男領導沒有干好，人們只是說他能力差。如果是女領導沒有干好，干脆就說‘女的就是不行’。” 在實際生活中，甚至連參政女性的性格、穿著也會橫遭非議，“有的女干部、女領導開朗一點，說話活潑一點，別人就說她瘋瘋癲癲。如果比較沉穩一點，不愛講話，就說她沒有水平，窩窩囊囊。如果穿得稍微講究一點，就說人家好打扮。如果穿著普通點，就說人家像農村的生產隊長。”
當下在許多人看來，政治，應該是身強體壯、深謀遠慮、性格剛毅的男性的“專利”，而女性“偏弱”的生理素質和“偏軟”的心理素質，無力承擔從政的重擔與風險。臺灣作家李敖就曾放言：“最優秀的女人應該去搞男人，讓男人去搞政治。”雖是一句戲言，卻反映出一種社會心態。由此可見，均衡、持續、正面的社會輿論環境的缺失，是制約女性參政的一個重要因素。
從客觀角度講，女性與男性相比，承載著人類再生產等特殊任務，參政女性既要相夫教子，又要奔走于政治舞臺，其生理和精神壓力可想而知。《中國婦女》雜志的一次抽樣調查就表明，不愿從政的女性中，有43.6%是因為“事業和家庭難以兼顧”，遠遠超出了其它原因。事實上，參政的“事業女性”無奈選擇終身不婚、不育的，在現實生活中不乏其例。可以說，特殊的性別角色功能，的確在相當程度上削弱了女性的參政熱情、進取精神和競爭能力。
此外，政壇上的兩性失衡現象，除了各種社會因素外，還需要檢討女性自身。事實上，排斥女性參政的社會偏見和壓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內化成女性自身的心理定勢，從整體上降低了女性的參政意識和參政素質。由于“畏懼”參政、“拒絕”參政，許多女性自然談不上參政能力的培育和激發，一些已經參政的女性也容易固步自封，缺乏進一步提高參政素質的動力，無法進入更高層級的權力結構。
那么，怎樣提高我國婦女的政治地位，提高婦女參政意識和參政能力呢？我們認為，立法是實現兩性平等參政最有效的保障措施。綜觀各國相關立法，對女性參政比例或者女性候選人比例加以強制性規定，已成為促進和保障女性參政的最重要的成功經驗。中國現行憲法也已明確宣布了“婦女在政治的……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的憲法原則，此外，選舉法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等法律也對女性參政規定了一些保障措施。
2005年8月底，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并于當年12月1日起正式實施。此次修法的一個重要關注點，就是拓寬女性參政議政的方式和渠道，保障、提升女性參政權利和水平。《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明確各級人大代表中“應當有適當數量的婦女代表”，國家要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各級人大的婦女代表的比例；“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成員中，婦女應當有適當的名額”；培養、選拔、任用干部，“必須堅持男女平等的原則，并有適當數量的婦女擔任領導成員”…… 當然，《婦女權益保障法》修正案中多處出現“適當”之類的模糊用語，有難以操作之嫌。一些條款的“口號色彩”也過于濃厚，似乎僅僅具有宣傳價值。然而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下，女性的政治參與固然需要精到的法制安排，但更需要培育平等的文化觀念和社會意識，為女性參政提供強大的精神支持。在某種程度上說，修訂《婦女權益保障法》的最大意義，就在于在法律層面上宣示了男女兩性政治平等的理念。然而最重要的是，這種男女平等理念不僅應當寫在法律的紙面上，更應植根于整個民族的心靈中，溶入我們社會的文化觀念里。